从失踪中幸存 —— 一个女艺术家的故事 / 坏牙
作者：吕频（笔名坏牙）
6月的一天，在七九八长征空间，无意发现肖鲁的《十五抢……从1989—2003》就挂在那里，占据了画廊最深处的一面墙。这是一组15幅装有镜框的照片：相中黑衣长发中年的肖鲁背靠砖墙，举抢向前，在抢口处则裂开真实的弹洞。
这组作品由肖鲁当时在北京警察学院靶场用一把五四式手抢创作，15抢、15幅象征从1989到2003的15年。2004年5月，肖鲁在七九八的一个展览上表演了同题材的行为艺术，名为《一个关于〈对话〉的对话》。在表演中，还是穿长黑衣的肖鲁光脚站在观众面前，念出打印文稿上的一段话，随后，她坐地剪下一缕又一缕头发，配上文稿，向观众一一散发。
这两个作品都回忆着1989年的一个著名的装置和行为艺术作品，即著名的《对话》，而《对话》之著名，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由于发生在展览中的“抢击事件”，后来则是由于肖鲁所发起并有一些男性和女性艺术评论家卷入的署名权之争。
《对话》是当时还是浙江美院学生的肖鲁创作的一个装置作品，内容是：两个相邻的红色电话亭，一男一女的背影原大照片，表现他们正在相互打电话，然而挂在两电话亭中间的电话机上，话筒并没有被拿起。这个作品显然寓意作者对男女关系的理解：有沟通的愿望却无法沟通，与当时正处在恋爱敏感期的年轻女作者的个人体验有关。
据肖鲁后来说，这个装置创作出来之后受到好评，一位老师建议她把作品“破一破”，于是她想到用抢打一下，但由于找不到抢而暂时做罢。1989年1月下旬，她携这个作品到京准备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布展过程中认识事件的男主角唐宋，并与之讨论抢击作品的可能性。后来，肖鲁在北京找到了手抢。
1989年2月5日，“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这是中国前卫艺术历史性的集体亮相，“占领”官方化的中国美术馆，是前卫艺术可以公开存在的重大象征。然而当日上午，就发生了关于《对话》的抢击事件。
事件发生在当日上午10时许，除唐宋和肖鲁外，展览的策划者、参展者和观众全不知情。当时拍摄的一段录像显示，一长发黑衣女子突然出现在《对话》前，当着围观众人的面向作品拔抢就射，随即人群中有一男子大喊（“再来一抢！”），女子又击一抢，迅即收抢掩入人群中。
显然这个黑衣女子就是肖鲁，喊叫的男子是唐宋。抢声使美术馆当即大乱，大批警察赶到，唐宋被抓走，展览迅速关闭。
肖鲁当时完全预见不到唐宋作为抢击者被拘对《对话》的署名权会导致什么改变。她自己逃走后又向警方自首，当日起与唐宋被押于同一拘留所。在两人被关押的同时，中国美术馆以春节为由宣布闭馆五天，首先是国外媒体，随后是《人民日报》等国内众多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策展者激烈澄清此事件与己无关并表示谴责， 另外一些艺术家则联署呼吁释放肖唐而被阻止。
五天后中国美术馆重新开放，肖唐被释放并受到朋友们的迎接和安慰，人人都认定是他们是一对恋人，当晚两人就在朋友的安置下同居于一个房间。
肖鲁后来说，抢击事件对她最大的意义就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爱情。对中国前卫艺术来说这一出其不意的犯上作乱却造成了严重的挫折，刚刚崭露的前卫艺术顿时被迫消失于公共空间重新走入地下，此后是漫长的沉默期，与官方艺术体制的关系破裂后至今不能修复，其名义一直都不能再重新出现在中国美术馆。抢击事件作为80年代新潮美术乍盛而衰的终结标志而醒目地进入了当代艺术史，这两个年轻人竟无意成了历史的使者——出演终结之手或者恰好闯入了一个拐点。
对当事人来说的偶然是历史的必然，那正是孕育着一个大事件的动荡前夜，再启蒙新精英的80年代从发育到爆发，然后瞬间破灭，何止是美术，所有的人文领域都同命运，抢击事件正好吻合于这个过程，不仅是对美术史的见证。和小人物的命运转折的联系使历史的诡异处更清晰，而闯入历史的小人物的命运由此也显出诡异。
唐宋很快就开始向他人解说抢击事件，而肖鲁成为他背后的女人。随着越来越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历史价值，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叙述它，并在叙述中对它进行一次比一次更多的阐释。它被说成是对官方艺术机制的一次轰击，是艺术创作自主权的挑衅性宣示，一个极具狭义政治意味的反抗火花。尽管在很长时间里这些再阐释只能是隐晦的，但在从80年代后的一度失语和惶惑到后来越来越自觉地重新寻觅连接80年代未竭源流的过程中，由于对某些不愿放弃某些愿望的人们，某些自认为继承和坚持着某些责任感的人们的自我和相互间的再辨认具有凄凉中的安慰和鼓舞作用，抢击事件获得了在阐释中被呵护，被永久化和崇高化的必要性，它本身是一种指向无物之阵又指向自己的破坏兼抵抗，而后来对它的爱好则被用作对后80年代的抵抗了，在后一个过程中该事件逐渐不再是它自己，或者说对它的阐释们也加入了它，甚至几乎替代了它，成为比两个年轻人的一分钟更重要的内容。这也是栗宪庭等后来自认为有资格评判该作品署名权的评论家所强调的。
危险在于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作品本来的署名人肖鲁的失语，一般人认为那是两人合作，唐宋署名在肖鲁之前，而在陈丹青等人的记述中完全不提她的名字。之所以为危险，不仅在于记述与真相不符，更在于肖鲁得到的替代性的收获始终包含怨望，她后来说：“这十五年来，他不要婚姻，不要孩子，我都接受了。我是把爱情当作一种人生理想去实现，我把他看的（得）很重很重，我是真正做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可以相信，在男女关系中，所谓“忘我的境界”肯定是不真实的，其背后严重的压抑感如果没有被转移到其他麻烦上，或者被死亡埋葬的话，则将注定会破出。在这之前，沉默的肖鲁可以将署名权作为主动送给男人的礼物，可以通过想象分享台前已经成为小众英雄的男人的光荣而得到一点心安，而在这之后，她再对署名权保持问题就是羞耻的了。
至于报复，并不重要，原因在于时间：漫长的15年，对于比男人对时间更敏感的女人来说，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让复仇的可能性过期，剩下的只有对时间损失本身的悲愤。从这种损失里女人能挽回的只有她自己，从她对自救的专注中分心报复男人会更大的浪费，即使不至于不屑，即使不是没有能力，即使不是要表现高贵。
时间的好和残酷都在于，它能逐渐消散一切它所承载的重量，将一切归于虚无，它使人了然清明，同时配送造化弄人的荒谬感，这两种体会结合在一起，在人尤其是女人的脸上留下刻画。被缓慢摧残后自尊的冷峻，那是时间送给经过了它的人的面容，是肖鲁再次亮相时的面容，而她的亮相则是对15年前不被看见的反动。
《十五抢》是一个女人挂出她生命中的15年，一年年击破给人看。弹洞在肖鲁的照片中心炸开，被“破”的首先是与过去15年相联系的她的一部分自我。被“破”的还有观众的视域——恰好就在他们最想凝视的地方，想看就看这个“破”吧，关于这后《对话》15年必须重视女人第一次的否定式言说。这一次被记载的不是抢击的过程，而是抢击本身留下的证据，照片一幅幅减淡，女人的形象逐渐模糊，但弹洞/证据一直清晰，决裂的象征。
《关于〈对话〉的对话》是肖鲁给自己举行的一场解毒仪式，也是一场悲情内敛的询唤，“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将自己最心爱的头发与事实呈现于在场的每一个人，”肖鲁由此要求每个在场者都做她与场外人和事对话的见证和支持者。头发，女人最珍贵之物，几千年间被女人用为自珍与托付的丝缕，当年大野洋子坐在地上等待观众上前剪碎她的衣服试验她能承担多少受害，肖鲁以相似姿态剪下头发向观众演示她自戕式的承担，在剪发间割舍过去的自珍，在赠发间托付她对正义的要求，一个在场者后来说他“很难受”，这应该表示他更多地只是看见了前者而不是后者，如果肖鲁只是在追究情感，则这场行为没有什么公共价值，但肖鲁实在是通过暴露自己的痛苦引起对一个和她有关的公共议题的关注，这是一种女性化的勇敢选择——通过身体介入开展的广义政治抗争。
重建自我的过程中肯定充满纠缠，自毁的愿望，崩溃的愿望，认清痛苦又沉溺于认清后的痛苦以及从这种沉溺中自救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对当事人来说都会很有诱惑力以致一次次反复，情之所钟的我辈要从过去中上岸更加艰难，这同时还会带来一种类似上帝选民般的秘密骄傲，在肖鲁的这两个作品中都诚实地浓缩了这些复杂的内心波澜。如果她曾是一个怨愤的受害者的话，通过这两个作品——艺术化和公共化，她的怨愤找到了出路， 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声讨，她几乎是在强迫人们正视她的要求。
有人试图将她的要求狭隘化，暗示这不过是私人感情问题，而肖鲁的克制则被说成是由于唐宋的克制：“值得说明的是，肖鲁的表达方式较十五年前含蓄了一点，幽默了一点。这是矛盾未被激化的产物。这也是迄今为止，唐宋一直保持沉默的结果——它表达了中国男性艺术家、批评家的温存和善意。”——明示男人比女人更高级。可惜众所周知的是沉默除了“温存和善意”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缘由，比如自知理亏和默认。栗宪庭则像法官一样自认为充分聆讯之后，表演了他的正直：深表同情，但由于他更爱真理，所以不能满足肖鲁的起诉。栗对《对话》署名权的裁判权来自于，一来他是当年事件的周边亲历者之一，肖唐两人共同的朋友；二来他作为多年来前卫艺术的最重要主持人和评论家之一掌握着相关话语权。但从后果来看肖鲁向他起诉只是轻触了一下他貌似公允背后的男性认同。栗宪庭本人有一位在中国少见的持女性主义观点的艺术活动家妻子，但看起来他自己的性别意识从未受到过触动。
只有徐虹，也许是惟一较有系统观点的女性主义艺术评论家，立场鲜明地站在了肖鲁一边，她指出肖鲁名字的失踪是艺术史男性主导权的再一次实施，是对女性价值的再一次无意背后有有意的抹杀，对《对话》热衷狭义政治意味而忽视其感情背景的主流解读也是一个男性迷思的样板。她拒绝媾和：将《对话》和抢击事件分成两个作品，或者只是肖鲁排名在唐宋之前，她认为复原《对话》的本相不仅无损于这作品的价值，反而对肃清艺术史叙述的男性毒有重要意义。徐虹自觉的女性主义视角有很清楚的来源，女性主义艺术批评一直为追寻艺术史上的女性失踪者，争取重写艺术史花费大量精力，而肖鲁的遭遇更令人发指之处在于，即使几乎还来不及成为历史，女性也可能被坚持不看见，这比历史上的失踪是更大的不平，但另一方面，这局面的有利之处在于肖鲁还可以自己出来作证，虽然她还是继续被坚持不看见。
一元化的法庭已经不复存在，女人要求公议，但公议不可得的时候她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判断。一种不安已经被植入男性历史的内部，而女人在抗争中得其自在，这是总想把她们贬低为怨妇的男人们不能理解的。几千年做第二性的经验锻炼出更大的坚韧，幸存者更高贵，而受害和再生的经验都簇拥她的高贵，我希望这就是今天的肖鲁，一个女人也是每一个女人。
文章发表于2006年7月3日”故乡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