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和意识转换的内在因素是什么？
时间：2021年5月20日8:30PM— 10:30PM（悉尼时间）
地点：西澳大学艺术学院ZOOM线上讲座
嘉宾：肖鲁 （悉尼）
主持人：Darren Jorgensen; 向承美；Sam Beard
大家好！我是肖鲁，今天讲座的主题是《身体和意识转换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前几天我和向承美讨论这个题目时说，这是一个我比较困惑的问题，所以把这个题目抛出来，希望通过今天的讲座，能从中得到一些答案。首先看一段我剪辑的行为视频合集，有十二件行为作品。
刚才看了我的一些行为，下面通过一些作品，探讨一下“身体和意识转换的内在因素是什么？”
对话（装置/行为）
1989年2月5日，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的那一枪，是一件比较有争议的作品。《对话》作品源于年轻时非常个人的情感性侵经历。从作品形式上看，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中间悬挂的电话筒，预示男女无法沟通的状态。最后射出的子弹，是情感压抑发出怒吼的枪声。
《对话》的装置作品是1988年，我在大学的毕业作品，同年刊登在“美术”杂志封底。当年油画系出了这么一件作品，引起了许多关注。许多本系和其他系的老师都来看这件作品。其中与工艺系老师宋建明的一段对话，是枪击这个想法的来源。当时他一见作品就说，“这件作品太干净了，镜子需要破一破。”我们在一起聊到怎么破，在谈到速度时，他提到了枪。在宋建明老师走了以后，打枪这个想法一直去不掉，这与做这件作品的初衷有关。1988年曾经问浙江射击队的一位朋友借枪。展览开幕当天，他被允许借枪三个小时，但一时没找到我，这个想法就没能实施。1989年作品《对话》被选入“中国现代艺术展”，向朋友借到了枪，才得以完成这件作品打枪的想法。
1988年《对话》刊登《美术》杂志封底
枪击作品之后，美术馆关闭，我在东城区拘留所关押四天被释放。“纽约时报”在展览开幕第二天，以标题：“Police in China Close Art Show After Artist Shoots Her Work”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国际国内媒体都相继报道了。应该说这件因情感而创作的作品所引起的社会政治效应，完全超出我当时做作品时的心态。尤其是事后看这件作品的关键词：1989，北京、对话、枪击，与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以及最后镇压的枪声……。所以在基维百科介绍上，《对话》被称为“天安门事件的第一枪”。
1989年底我到悉尼，我的个人生活与事业好像进入一段迷茫与停滞期。直到2004年争《对话》作者权时，才对自己从1989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进行彻底的反思，使我慢慢走出不敢面对《对话》的心理阴霾。有兴趣大家可以上网到香港大学出版社网站购买《对话》这本小说（中英文），2010年香港大学出版发行。这本小说写出我为什么不敢面对《对话》这件作品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不敢面对自己年轻时ME TOO的经历。
对话（小说）
《15枪……从1989到2003》就是我要面对《对话》这件作品的一个仪式。看着《对话》作品中那个背对观众的我转过身来，对自己说，我要面对自己的15年。
2006年写完小说之后，我整个人觉得特别空，对生命感到无意义。当时有一个强烈愿望；生孩子。可对情感的失落，一下子很难进入男女关系中，所以就想到人工授精的念头。正在这个时候，北京“长征空间”卢杰来找我去延安参加“长征计划”的一个活动，并希望我能做一个作品。《精子》就在这个特定时期产生的。我特制一个冰箱，准备12个瓶子，让参加活动的与会者自动捐精，我还准备了一个手提的冰箱，准备带回北京做人工授精。但结果没有一个人给我精子。
精子（装置/行为）
2009年2月5日，是“中国现代艺术展”20周年，北京艺术界一些人准备一系列的活动。那天有三个场子，北京农展馆，北京今日美术馆，北京墙美术馆。可能怕被封多备几个点。结果第一个被封的就是农展馆，当天一大早就把门锁上了，策展人高名潞只能在门口宣读一份表示抗议的发言。第二站是温普林策划的，在今日美术馆放《七宗罪》视频。警察赶到现场，要求把我在《对话》中有枪声去掉，当场消掉枪声是不可能的，最后大家只能看一个没有声音的《七宗罪》默片。第三个场子就是墙美术馆，我的作品《婚》在那里登场。当时现场便衣很多，策展人跟我说，我的名字很敏感，也许做不成。可能是一个婚礼的彩车开进美术馆，所以他们没当回事儿，以为是那家子的新娘借这个场子结婚。《婚》这件作品虽然是在这个特定时刻做的，但当时我做作品还没有什么社会意识，那时候正好纠结于一段情感关系，所以这件作品出发点还是与情感有关。
婚（行为）
前面提到《精子》和《婚》，这两件作品很多时候被说成是女权主义作品。还有《对话》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就更大了。但这三件作品的出发点都是情感，结果与作品初衷的反差，是我早期作品的一个悖论。2009年 还做了两件与情感相关的作品，《什么是爱？》和《醉》。同年高名潞策划《意派》展览，做了两个青铜子弹，有点调侃自己1989年那一枪和自己做的作品，总是歪打正着。
什么是爱？（行为）
醉（行为）
2010年的《情书》，是用中药在宣纸信纸上写的一些胡言乱语。可能是想用中药来比喻自己这个爱情病人吧。爱情对我来说，有点苦，有点说不清，但有时能治我的病。
2011年的作品《更年》，当时并没当一件作品。后来还是悉尼的LUISE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作品，所以参加她在北京红门画廊策划的一个女性展览。那一年更年期反应特别强烈，冒汗，烦躁。就吃中药调理身体，有一天随手把吃剩下的药汤，用毛笔抄了一首唐诗，心情顿时感到不错。之后就每天喝完中药抄一首唐诗。那一年有两个展览的邀请，就带上毛笔和中药，在现场抄写一首唐诗。这么连续四个月，感觉好多了，唐诗也不抄了。
情书（装置）
更年（行为）
2011年到2003年之间，我自己设计盖了一座工作室，我给它命名叫《斜屋》。前几天我把这个讲座题目跟一位我的闺蜜阿真聊，问她是怎么看我的身体和意识转变的内在因素？她说从设计这座房子开始。因为我们俩经常见面，以前总是聊那点情感方面的事儿，但自从设计这个房子之后，就聊的少多了。所以她的这个论点也是一个参照。
斜屋（建筑设计）
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的一句话我比较喜欢，“不成魔不成活！”我觉得做作品，入魔的状态非常重要。我这个人做事比较专注，就是一根筋。所以当我喜欢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我的状态是非常投入的。
2012年，策展人庸现来找我，她要做一个关于女权的展览《秃头戈女》，当时我的状态有点找不到北，被她的热情感染就进去了。虽然我在附中就看过波伏娃《第二性》，但我这个人如果不在状态，看书也不在状态。“什么是女权？” ，带着这个问题，就做了《什么是女权？》的作品，让观众在册页上留言。在杭州看到一个千年古樟树根，觉得它特别有女性生理特征，就把它搬到北京来了，取自波特莱尔诗《恶之花》给它命名。在展览的开幕前，我有点兴奋起来了，觉得秃头戈女这么酷的事情，应该有个仪式。所以就建议当时参展的三个艺术家，我、李心沫，蓝镜当场把头发剃掉，她们很赞同，所有就有了在开幕式上剃头的行为。秃头戈女展览之后，我的情绪很高，买了一批关于女权的书看，也有意识的想做一些这方面的作品，但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从中发现自己不是一个观念前行的艺术家。不过通过这段时间对女权的理性思考，社会意识提高不少。所以从社会学角度，在任何时候，我都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支持者。但艺术创作，我希望天马行空，自由的状态。
恶之花（装置）
秃头戈女 / 合作者：李心沫、蓝镜
2013年，参加肖戈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外围展《大运河》。我带了一桶从中国北京运河挖的泥，准备在展览上把泥抹在身上，用威尼斯运河的水洗掉。但展览是在一个天主教区的博物馆举行。在开幕式前，主办方取消我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开幕式上，我脱掉了裙子，裸体穿过12世纪建造的天主教博物馆庭院，冲出大门，跳进威尼斯河里。展览的大门被关上。这是继1989年枪击《对话》之后，我又一次关闭了展览的开幕式。后来别人告诉我，馆长在我冲出去之后，非常气愤地说，我的身体玷污了这个神圣的殿堂，要对这个场地进行彻底的清洗。我觉得这个清洗有点意思，这件作品就叫《清洗》。
同年在上海世贸博物馆做了一个七天辟谷的行为。可能那几年我的状态有点不稳定，想通过辟谷这个行为来清理一下体内的毒素。
清洗（行为）
皮纸间（行为）
2015年参加Jonas Stampe策划的第10届哥德堡行为现场，当时有室外和室内单元。所以《洗钱》是先有景后构思的作品。既然这个地点定了，在海边，洗什么东西的念头随景而生。开始想过洗女人的内衣。有一天看电视新闻，关于抓海外洗钱的人回国，一下子就联想到在海边洗钱的念头。在中国南方，在河边用棒槌敲打衣服，用刷子刷洗衣服，是常见到的场景。而用这个方式，洗印在布上的人民币，美元，欧元，语境一下子变大了。
洗钱（行为）
平时我喜欢写书法，在我斜屋地下室，有一个专门写书法的房间，与墨香味的接触，就有了用水和墨做行为的想法。这一类作品有三件，《合一》（2015）、《人》（2016）、《悬冰》（2017）。行为形式有所不同，但水和墨是贯穿其中的基本元素。
2016年的《极地》，是我到离挪威不远的岛国，朗伊尔城得到的灵感。记得那天我要离开了，去一家礼品店买东西，那里的刀特别吸引我，买了一把刀回去，还想买另一把刀，所以我就又回到那家店，又买了两把刀。就在回去的路上，从空中飞过来一个图像，我站在冰中，手里拿着一把刀在凿冰。所以在这件作品的文字说明里我写道：“靠近北极的朗伊尔城得到的灵感和启示，让我把这件作品在北京完成。在没有计划出血的情况下，老天安排了这个意外，让我的生命真正地去触摸极地的灵光。”
我是第一次在朗伊尔城看到北极冰山，非常壮观，这也是为什么作品中出现冰的元素。生命中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有时让自己无法说清楚。所谓灵感，是不是接到上天的某个信息让我去完成。灵感是什么？它是一种磁场感应，与时间、地点、对人对事的认知和执念有关。当你悟到了，明白了，就看到了。《极地》这件作品最多的解读是人性，自由和抗争。我觉得都对，但我得到灵感的一刻，的确没有想到这些。但这件作品包含了这些精神元素。
极地（装置/行为）
2017年《圣水》也是一件先选景，再构思的作品。因为2013年在威尼斯，与上帝有过一次接触，所以这次在选景上，我选择在圣马可广场的圣马可教堂前做个行为。一开始是准备从中国寺庙接一瓶被和尚加持过的清水带到威尼斯，在圣马可广场上喝下去。可到最后改了主意，换成中国茅台酒。在这里说一下，我行为中有三件作品最后去了医院：《醉》、《极地》、《圣水》。我是一个用生命做行为的艺术家，所以能完成这些行为，还要感谢在行为之后，送我去医院的那些人。因为没有他们，我会有生命危险。
2018年的行为《纠》，是两次被美术馆拒绝的行为方案，最后在我的工作室实施。这件作品的灵感来自当下中国现状。自2017年之后，中国展览审查非常严，像《纠》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能在公共空间实施。对自由意志表达的限制，会有一种窒息感。当时正好我的手做《极地》受伤了，中医建议用艾灸熏一下，当我在熏的时候，人一靠近就会咳嗽，我发现这正要我要找的元素。
2019年，悉尼“4A亚洲当代艺术中心”为我做了一个三十年（1989 —— 2019）的回顾展，策展人是Claire Roberts，Mikala Tai，徐虹。行为《弄潮》是用三十根竹竿象征我，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潮涨潮落所走过的坎坷之路。
弄潮（行为）
2019年的《倾斜》，是直接与2019年的香港有关。2019年6月，我第一次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六四”烛光集会。当看到巨大的“平反六四”横幅挂在广场上时，我是震撼的。因为“六四”在中国是不能说的话题，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么？而在香港，那么多人，那年有十八万香港人聚在一起，手持蜡烛，高歌“血染的风采”，放着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影片。说实在，当时我真羡慕香港的自由。从我拍的照片上看，他们的目光是那么虔诚，而且香港人坚持了三十年。我是从北京过去的，真的感到惭愧和感动。回到北京，一直关注香港“反送中”大游行，一百万，二百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为捍卫他们自由民主法制家园，这座英雄城邦的行为，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壮观。原定九月我在香港10号赞善里画廊有个展，要做一个行为。而用行为去支持香港，是我当时想做的。2019年9月12日，在香港实施行为《倾斜》，之后我去参加游行，并用摄影和摄像见证记录了这段历史。这些镜头都剪辑到《倾斜》的行为视频中。这是一件行为与社会真正融为一体的作品。
倾斜（装置/行为）
从1989年的《对话》到2019年的《倾斜》，我从一个关注个体到关注社会的转换，它的内在因素是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从牙牙学语到走上社会，人是在不断成长变化的，所以作品也应该如此。当你打开一扇门，就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但无论怎么变化，贯穿作品其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一个人的气质，行为艺术家的气场和性格与作品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行为艺术是以身体为媒介的一种艺术形式，身体的兴奋点是一件作品的基点。由身体的兴奋到意识的兴奋，它是一个感知的过程。我不是一个观念艺术家，每次构思作品之前，我需要把脑子放空，需要知道行为的实施现场，想象身体在这个空间（室内或室外）的可行性。而此时此刻我的状态与心境，与社会发生的冲突与矛盾，往往是产生作品的契机。我的行为不会重复一个形式，从构思到实施，如果是第一次做，它具有冒险性。可控与不可控因素，都需要在现场把握。
刚才简单梳理了我的一些作品。从关注个人情感到社会，这是我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化。“身体和意识转换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希望通过这个话题与大家展开讨论。
肖鲁
2021年5月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