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意识政治到有意识政治的转变

2022-06-19 23: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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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无意识政治到有意识政治的转变  

       大家好!我是肖鲁。很高兴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Whisky Chow的邀请,参加这个由英国“当代华人艺术”和“诺丁汉大学当代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线上讲座。今天讲座的主题是《从无意识政治到有意识政治的转变》。下面先看我精剪的一些行为视频。(放视频)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就学的年代正好是1979-1988,赶上文革后中国思想启蒙的八十年代。1979年是北京中央美院附中文革后第一届招生,封存十年的图书馆被解禁了。我可以看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邓肯的《邓肯自传》,波伏娃的《第二性》等等。当时新华书店还可以买到一些西方哲学家的书,能背出几句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人的格言,是同学们平时炫耀的资本。那时候没有汽车和房子,谈哲学是年轻人的时尚。这些思想影响了中国八十年代的一批年轻人,以至于他们在1989年走上街头。八十年代是一个真空的理想主义时期,除了一点儿工资,没有其他挣钱的机会,艺术家也不知道还能卖画?大街上没有酒吧和咖啡馆,没有超市。记得当年我们是买一盘花生米,喝着白开水,谈哲学的一批人。1989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之后的经济浪潮,把中国人对金钱的欲望调动起来了,房子和汽车成了炫耀的东西,谈名牌成了年轻人的时尚。我是1989年底到澳大利亚悉尼,没赶上中国经济开放的狂热期,当1997年我回到中国与老同学们见面时,当年谈哲学的一帮人,谈的都是汽车和房子了。

       好!下面就刚才视频中的一些作品,谈一下我的艺术创作是如何“从无意识政治到有意识政治的转变”。

       我的早期作品大多是关注个人情感方面的话题,比如刚才视频中看到的《对话》、《精子》、《婚》、《醉》,不管作品之后的社会解读是什么?做作品的初衷完全是从个人情感出发。之后的作品关注领域比较广泛。《合一》和《人》,关注人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洗钱》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话题。《极地》是关于人性的自由与反抗。《圣水》是人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纠》体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的压抑与窒息。《弄潮》是对自己和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倾斜》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直接体验。

       下面具体的谈几件作品:

       先谈一下《对话》吧。1989年2月5日,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的那一枪,是一件比较有争议的作品。这件作品2018年参加英国伦敦泰特当代美术馆的“馆藏展:表演者与参与者”(Collection Displays: Performer and Participant) 展览。目前这件作品正在英国泰特利物浦参加名为“民主”( Democracies ) 的一个展览。所以说我的作品《对话》在英国已经被一些人所知。

       《对话》这件作品,从呈现的形式来看,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中间悬挂的电话筒,预示着男女无法沟通的状态。而最后的枪声,是情感压抑射出的仇恨子弹。枪击之后,美术馆关闭。展览开幕的第二天,“纽约时报”以“Police in China Close Art Show After Artist Shoots Her work”为标题,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随后国内外媒体相继报道,把这件作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件由情感而做的作品,一直与政治和社会有着强烈的共振。《对话》作品的敏感词:1989,北京,对话,枪击。它们与几个月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与政府要求对话,以及6月4日学生运动被政府镇压的枪声契合。因此在基维百科上,《对话》被称为“天安门事件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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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的中国,性教育是没有的,婚前的性关系被叫做“乱搞男女关系”。对性的无知与无意识下经历的性侵经历,使自己一度陷入情感的旋涡中无法自拔,这是《对话》这件作品产生的初衷。而当我面对公共媒体时,这种扭曲而恐惧的心理,造成《对话》作者权的丧失,直到2004年才敢去面对。为此我写了一本小说《对话》来描述自己的心理过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中英文形式出版发行了这本书。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订购。

       人们常说,如果你躲避什么,你就害怕什么?这么多年不敢面对《对话》这件作品,其实是不敢面对自己ME TOO的恐惧。这些年最大的体会是,当你面对了恐惧,恐惧就会消失。

       《精子》这件作品一直是一件被称为女权主义的作品,我接受观众对它的所有解读,但我当时做作品的状态,是情感失落中想拥有一个孩子的强烈愿望。如同作品《婚》 的语境一样,对婚姻的渴望与失望,构成了这件作品的立意。尤其在《精子》这件作品中,我的主动与男性的被动,构成这件作品的对抗点。正如刚才《精子》作品视频中卢杰所说的一句话:“你把男性当工具,男性们在挣扎!”作品之后有人给我捐精,在北京做了试管婴儿手术,可惜没有成功。

       直觉与知觉是我做作品的入径。随着作品的积累,一条清晰的线索呈现出来,从一个关心个人情感的人,一步一步走向社会,成为有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的人。那天我与Whisky交流时说,她做作品是带着女性意识的,这可能与她早期在广州与艾晓明老师的接触,还有她在学校期间参与演出《阴道独白》这些经历有关,使她女性意识觉醒比较早。而我的早期教育与她完全不同。1979年我上附中的第一天,校长就对我们说,“附中是不许谈恋爱的!” 那时候女生宿舍关灯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男女是不是一碰就怀孕了。记得附中一年级我们班几个男生和女生结伴去了一次长城,回来就被同学们嘲笑,结果导致在附中四年,男女生都不说话的。这就是我青春期受教育的环境,无知又无意识的性压抑。这种情况也导致我面对社会时,性意识缺失的恐慌。

       真;是我在行为艺术中所追求的,所以去表演性,是我在创作时尽量避免的现象。无意识中的真实状态,是有意识追求的结果。比如《醉》和《圣水》,当喝醉酒后的言谈与举止,有意识的面具没有了,人的躯体与灵魂在那一刻成为真人。去表演性也体现在我创作中的不重复性,一件新作品的实施,具有许多未知的可能性,它会激发我的创作冲动与激情。有时行为的偶发,常常是作品中最出彩的地方。比如《极地》,事前没有想到会出血,但事发后我的现场反应,使这个行为本身变成一场生命极限的真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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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作品很多时候是直觉在先,意识在后的状态。直觉就是此时此刻你感觉对的东西,而这个对所包含的;是一个人所有的精神内涵。无意识,潜意识和有意识,有时很难将它们完全分开,它们在互相转换中共生。虽然当年做《对话》时没有想到政治社会,但这些年这件作品与社会发生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的思维。尤其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做作品,自由意志的表达常常会受到限制,这种内外的冲突,会构成作品的对抗性面向社会。比如作品《纠》,在两次被中国私人美术馆拒绝实施之后,最后在我的工作室完成。这个作品完成的过程,以及作品中我困在空间中,被艾灸熏的窒息状态,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相契合。

       2019年的作品《倾斜》,是与2019年的香港有关。2019年6月,我第一次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第一次参加“六四”烛光集会。我当时的感受是震撼与惭愧。“平反六四”的横幅竖立在广场上,银幕上放着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抗争的影片,人们高歌着“血染的风采”。此时对我这个从北京过来的人,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六四”在中国是不能说的话题,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但在香港,我相信没有人会不知道“六四”。从我拍的照片上看,他们目光是那么虔诚。而且香港人从1989年到2019年,坚持了三十年的“六四“烛光集会。回到北京以后,我一直关注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原定2019年9月在香港10号赞善里画廊有个个展,为香港人做一件行为,是我想做的一件事。2019年9月12日,在香港实施了《倾斜》行为。之后去参加游行,身临其境的做了一回战地记者,一些现场拍到的镜头,都剪辑到《倾斜》的行为视频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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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艺术对我来说,是生命中特定状态的显现。从1989年《对话》到2019年《倾斜》。无论是关注个人还是社会,贯穿作品其中的,是我个性中反抗的性格。前几年我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我做作品,是政治来找我。而眼下对社会的关注与敏感,直接体现在我的作品中。

       在香港时,我曾经问过一个年轻人,你为什么要上街游行,她说道:“只有香港好了,我才会好!”我非常吃惊她所具有的社会公民意识,她告诉我,这是她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而这正是我所缺失的。与香港人在一起的时光,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最后让我引用香港人的一段话:“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抗争,而是因为抗争才会有希望!”在这里;我理解的抗争是,去面对,不逃避。正如当年我面对作品《对话》一样,真实的面对自己,坚守自由意志表达的底线。


肖鲁

2021年5月30日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