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意识政治到有意识政治的转变
从无意识政治到有意识政治的转变
大家好！我是肖鲁。很高兴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Whisky Chow的邀请，参加这个由英国“当代华人艺术”和“诺丁汉大学当代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线上讲座。今天讲座的主题是《从无意识政治到有意识政治的转变》。下面先看我精剪的一些行为视频。（放视频）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就学的年代正好是1979-1988，赶上文革后中国思想启蒙的八十年代。1979年是北京中央美院附中文革后第一届招生，封存十年的图书馆被解禁了。我可以看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邓肯的《邓肯自传》，波伏娃的《第二性》等等。当时新华书店还可以买到一些西方哲学家的书，能背出几句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人的格言，是同学们平时炫耀的资本。那时候没有汽车和房子，谈哲学是年轻人的时尚。这些思想影响了中国八十年代的一批年轻人，以至于他们在1989年走上街头。八十年代是一个真空的理想主义时期，除了一点儿工资，没有其他挣钱的机会，艺术家也不知道还能卖画？大街上没有酒吧和咖啡馆，没有超市。记得当年我们是买一盘花生米，喝着白开水，谈哲学的一批人。1989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之后的经济浪潮，把中国人对金钱的欲望调动起来了，房子和汽车成了炫耀的东西，谈名牌成了年轻人的时尚。我是1989年底到澳大利亚悉尼，没赶上中国经济开放的狂热期，当1997年我回到中国与老同学们见面时，当年谈哲学的一帮人，谈的都是汽车和房子了。
好！下面就刚才视频中的一些作品，谈一下我的艺术创作是如何“从无意识政治到有意识政治的转变”。
我的早期作品大多是关注个人情感方面的话题，比如刚才视频中看到的《对话》、《精子》、《婚》、《醉》，不管作品之后的社会解读是什么？做作品的初衷完全是从个人情感出发。之后的作品关注领域比较广泛。《合一》和《人》，关注人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洗钱》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话题。《极地》是关于人性的自由与反抗。《圣水》是人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纠》体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的压抑与窒息。《弄潮》是对自己和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倾斜》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直接体验。
下面具体的谈几件作品：
先谈一下《对话》吧。1989年2月5日，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的那一枪，是一件比较有争议的作品。这件作品2018年参加英国伦敦泰特当代美术馆的“馆藏展：表演者与参与者”(Collection Displays: Performer and Participant) 展览。目前这件作品正在英国泰特利物浦参加名为“民主”( Democracies ) 的一个展览。所以说我的作品《对话》在英国已经被一些人所知。
《对话》这件作品，从呈现的形式来看，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中间悬挂的电话筒，预示着男女无法沟通的状态。而最后的枪声，是情感压抑射出的仇恨子弹。枪击之后，美术馆关闭。展览开幕的第二天，“纽约时报”以“Police in China Close Art Show After Artist Shoots Her work”为标题，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随后国内外媒体相继报道，把这件作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件由情感而做的作品，一直与政治和社会有着强烈的共振。《对话》作品的敏感词：1989，北京，对话，枪击。它们与几个月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与政府要求对话，以及6月4日学生运动被政府镇压的枪声契合。因此在基维百科上，《对话》被称为“天安门事件的第一枪”。
八十年代的中国，性教育是没有的，婚前的性关系被叫做“乱搞男女关系”。对性的无知与无意识下经历的性侵经历，使自己一度陷入情感的旋涡中无法自拔，这是《对话》这件作品产生的初衷。而当我面对公共媒体时，这种扭曲而恐惧的心理，造成《对话》作者权的丧失，直到2004年才敢去面对。为此我写了一本小说《对话》来描述自己的心理过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中英文形式出版发行了这本书。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订购。
人们常说，如果你躲避什么，你就害怕什么？这么多年不敢面对《对话》这件作品，其实是不敢面对自己ME TOO的恐惧。这些年最大的体会是，当你面对了恐惧，恐惧就会消失。
《精子》这件作品一直是一件被称为女权主义的作品，我接受观众对它的所有解读，但我当时做作品的状态，是情感失落中想拥有一个孩子的强烈愿望。如同作品《婚》 的语境一样，对婚姻的渴望与失望，构成了这件作品的立意。尤其在《精子》这件作品中，我的主动与男性的被动，构成这件作品的对抗点。正如刚才《精子》作品视频中卢杰所说的一句话：“你把男性当工具，男性们在挣扎！”作品之后有人给我捐精，在北京做了试管婴儿手术，可惜没有成功。
直觉与知觉是我做作品的入径。随着作品的积累，一条清晰的线索呈现出来，从一个关心个人情感的人，一步一步走向社会，成为有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的人。那天我与Whisky交流时说，她做作品是带着女性意识的，这可能与她早期在广州与艾晓明老师的接触，还有她在学校期间参与演出《阴道独白》这些经历有关，使她女性意识觉醒比较早。而我的早期教育与她完全不同。1979年我上附中的第一天，校长就对我们说，“附中是不许谈恋爱的！” 那时候女生宿舍关灯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男女是不是一碰就怀孕了。记得附中一年级我们班几个男生和女生结伴去了一次长城，回来就被同学们嘲笑，结果导致在附中四年，男女生都不说话的。这就是我青春期受教育的环境，无知又无意识的性压抑。这种情况也导致我面对社会时，性意识缺失的恐慌。
真；是我在行为艺术中所追求的，所以去表演性，是我在创作时尽量避免的现象。无意识中的真实状态，是有意识追求的结果。比如《醉》和《圣水》，当喝醉酒后的言谈与举止，有意识的面具没有了，人的躯体与灵魂在那一刻成为真人。去表演性也体现在我创作中的不重复性，一件新作品的实施，具有许多未知的可能性，它会激发我的创作冲动与激情。有时行为的偶发，常常是作品中最出彩的地方。比如《极地》，事前没有想到会出血，但事发后我的现场反应，使这个行为本身变成一场生命极限的真实场景。
我做作品很多时候是直觉在先，意识在后的状态。直觉就是此时此刻你感觉对的东西，而这个对所包含的；是一个人所有的精神内涵。无意识，潜意识和有意识，有时很难将它们完全分开，它们在互相转换中共生。虽然当年做《对话》时没有想到政治社会，但这些年这件作品与社会发生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的思维。尤其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做作品，自由意志的表达常常会受到限制，这种内外的冲突，会构成作品的对抗性面向社会。比如作品《纠》，在两次被中国私人美术馆拒绝实施之后，最后在我的工作室完成。这个作品完成的过程，以及作品中我困在空间中，被艾灸熏的窒息状态，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相契合。
2019年的作品《倾斜》，是与2019年的香港有关。2019年6月，我第一次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第一次参加“六四”烛光集会。我当时的感受是震撼与惭愧。“平反六四”的横幅竖立在广场上，银幕上放着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抗争的影片，人们高歌着“血染的风采”。此时对我这个从北京过来的人，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六四”在中国是不能说的话题，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但在香港，我相信没有人会不知道“六四”。从我拍的照片上看，他们目光是那么虔诚。而且香港人从1989年到2019年，坚持了三十年的“六四“烛光集会。回到北京以后，我一直关注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原定2019年9月在香港10号赞善里画廊有个个展，为香港人做一件行为，是我想做的一件事。2019年9月12日，在香港实施了《倾斜》行为。之后去参加游行，身临其境的做了一回战地记者，一些现场拍到的镜头，都剪辑到《倾斜》的行为视频中去了。
行为艺术对我来说，是生命中特定状态的显现。从1989年《对话》到2019年《倾斜》。无论是关注个人还是社会，贯穿作品其中的，是我个性中反抗的性格。前几年我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我做作品，是政治来找我。而眼下对社会的关注与敏感，直接体现在我的作品中。
在香港时，我曾经问过一个年轻人，你为什么要上街游行，她说道：“只有香港好了，我才会好！”我非常吃惊她所具有的社会公民意识，她告诉我，这是她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而这正是我所缺失的。与香港人在一起的时光，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最后让我引用香港人的一段话：“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抗争，而是因为抗争才会有希望！”在这里；我理解的抗争是，去面对，不逃避。正如当年我面对作品《对话》一样，真实的面对自己，坚守自由意志表达的底线。
肖鲁
2021年5月30日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