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唐宋的临界

       如果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以“最”为理由的奖，唐宋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枪击事件”应该是获“最”最多的，也是获“罪”最深的作品。这个作品当年遭受的非议、误解、困惑，仍未释然，一直以来“沾”着“现代艺术展”的很多人，也许至今都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唐宋的“枪击事件”，这个展览的前卫性、反叛性、历史性、社会性都要大打折扣。而唐宋如今却一贫如洗。

 一．

        我把唐宋的《枪击事件》用“书名号”括起来，是想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来表述我对这个特殊作品的“最”与“罪”的看法和态度，有点复杂也有点难。我姑且借用中国人惯常的“通俗”归纳法，戏数其“三大最”和“三大罪”吧。

 “最”之一，最前卫。

        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当时号称是“前卫”艺术的展览，但事实上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妥协”的阴影下。展览筹备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面对艺术家如“领导”一般居高临下，而面对美术馆负责人却嘴软手短，最后居然以“不许性意识和装置、行为艺术参展”为前提条件，换取展览通过。殊不知，这种“妥协”的代价，最终是牺牲展览的前卫性，乃至从根本上牺牲了现代艺术的反叛立场。展览像一个匆忙进入历史的“回顾”展，艺术家似一些急于登堂入室的“回头”客，这样的话，展览将因为丧失对社会的冲击力从而丧失其“前卫性”。

        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都怀有“颠覆”这沉闷气氛的心思，在这一点上，对“反叛”保持敏感的栗宪庭，被“妥协”条件莫名其妙“牺牲”掉的艺术家，保持了基本的默契。栗宪庭利用负责布展之便，暗许一些已知方案的观念、行为、装置艺术进场，而独唐宋没有具体方案，只是说要“发生”一些“事情”。当枪声在“祖国的心脏”北京、“艺术的殿堂”中国美术馆、试图“进入历史”的现代艺术展览上响起时，前期“隐蔽”造成的突然爆发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正打中了当时“最敏感的社会心态──被压抑过久之后希望宣泄的心态（栗宪庭《我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展人的自供状》《美术史论》1989年3期），彻底颠覆了现代艺术的“招安”梦。《中国现代艺术展》也因此挽回了其“前卫”性，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里程碑”。

        现在“前卫”这个词和许多其他词一样，被滥用得走了样，我想还原其本义──“以不合作、不妥协的方式自觉、自律地抵制着同化的、平庸的威胁。不惧强权、不事媚俗的文化立场，独立的个人经验、感受及创作行为，延伸着艺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并以此作为唐宋《枪击事件》“最前卫”的基本依据。

《中国美术报》1989年11期关于“枪击事件”的报道

 “最”之二：最纯粹。

        现在，凡知道这个作品的人，通常把它认作是那个被打了两个枪眼的“电话亭”，这完全是一个误会。事实上，属于唐宋《枪击事件》部分的，是“枪响”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并没有一个可以称为“作品”的“实物”，“电话亭”只是“枪击事件”的“借物”。现在能够说明这个作品的“佐证”，只是一张当日（1989年2月5日）枪响十几分钟后唐宋被公安人员从美术馆带走的照片，一张盖有“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红印的拘留证（1989年2月6日），一份唐宋向“浙江美院（现在的中国美院）”保卫科供述作案过程的《陈述》（1989年2月27日），几封唐宋写给栗宪庭谈到这个作品的信（1989年2月25日、3月5日、6月21日）。

        这些材料是唐宋“枪击事件”的最好的“说明书”。唐宋《陈述》的开场白:“我所陈述的事实是选择性的，是有目的的，就是要使人们更注意这些事态的事实。我们这一举动的原始目的就是要使事态来说明问题”。唐宋《1989年3月5日给栗宪庭的信》：“肖鲁打了两抢，唐宋首先进了牢房。肖、唐都要‘打枪’这个事实，而肖所需的是‘打’，而唐是要其‘声’，肖所需的是弹洞，而唐是要其应声而动的事态。唐、肖从一个‘合作’中得到了两个‘结果’。那么现在我所要指定的这个艺术的唯一‘结果（此艺术发价值所在）’是与此事有关的所有事态”。唐宋《1989年6月21日给栗宪庭的信》：“‘事件’作为一个被艺术家所‘指定’的艺术，直接、甚至间接与此事件关联的‘事态’，都是被此艺术举动所盖统的形式，我们要了解这个艺术，只要了解这些事态，甚至说只要知道这个‘事件’就够了……作为‘事件’的艺术，如同作为‘艺术’的事件，社会生活化的艺术和艺术生活化的社会，都是我梦想的终极，艺术在此是真实可知的，不是经验性的东西，艺术在这个理想下不会被消灭，只会在社会生活这个参照物的背景下变得愈来愈透明”。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直接的参与人员──打枪的肖鲁、借枪的李松松、幕后的唐宋，所有应“枪声”而动的人──展览负责任、参展艺术家、看展览的观众、美术馆负责任及其保安人员、相关的公安人员、拘留所看守和犯人、枪的所有者及其亲友、国内外记着等等，以及由这些人不同的社会身份、权力、态度、行为构成的所有事态发展过程和结果，都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艺术中，“枪击事件”是唯一连“物品”都没有的作品，可谓“最纯粹”。

  唐宋1989年3月5日给栗宪庭的信

“最”之三：最临界。

        “临界”这个词是栗宪庭一直用来阐释唐宋的《枪击事件》的，非常准确。唐宋“枪击事件”的临界点，是针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人治”状态，因为是“人治”，随“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态度的不同，事态的发展和结果会有多种“可能性”。就这个“事件”而言，枪的所有者、借枪着、开枪者的身份、背景、社会大环境“即时”的宽松度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对当事人“制裁”态度的“弹性”，这个作品也因此具有“中国社会性”意义，这是其一。其二，虽预先有“设计”，但事态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也可以说“发生在特殊社会条件下的临界高峰体验（栗宪庭语）”是“枪击事件”的内核，这个内核与唐宋一贯的艺术观念相关，唐宋认为“事态制造者在事态中也成为了一个被制造者”，“艺术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的面目出现，艺术家本人必须置身到自己所制动的社会生活的事态之中必须是自身的真正介入……可以比喻成置身於一个‘大搅拌机’中，打开该设备的开关。艺术家此时也称为‘被搅拌者’，这种举动愈真实，就能产生真实的我所设想的真实的社会性艺术。否则，艺术真正社会生活化，只能是一个个人生活化”。所以，枪虽不是唐宋打的，但枪响后唐宋没有离开，一分钟后即首先被拘留。这个内核也有唐宋的个人理由，与唐宋性格中对“临界”的冒险的迷恋直接相关（后面细说）。“枪击事件”从1989年2月5日11点19分枪响，20分唐宋被抓，到2月8日11点20分被宣布释放（根据唐宋的《陈述》记录），整整三天，中间发生了什么，导致了这个结果，很多细节永远不得而知，重要的是各种因素成就了这个“临界”，因而也成就了这个作品。

 唐宋1989年2月4日被公安带离美术馆

 唐宋拘留证 1989年2月6日

“罪”之一：讽刺罪。

        1989年2月9日，《中国现代艺术展》参展者之一张培力，声称“这个举动（枪击事件）”讽刺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参展者，唐宋认为也包括他本人和他称作“合作者”的肖鲁。当时，这个作品引发了很多争议、误解，集中为套用“破坏性艺术”、“行为艺术”、“偶发艺术”这些西方现代艺术翻译的概念，唐宋明确地说“我认为把‘事件’当作破坏性艺术、行为艺术、偶发艺术来认识的人，将在‘事件’艺术中一无所获”，我想补充说，现在这些人依然一无所获。而“讽刺”说是非常智慧的，“枪击事件”对展览的“登堂感”和艺术家的“招安梦”的确是一个强有力的、实实在在的讽刺，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展览当年“妥协”者的恼羞成怒反窥一斑。“讽刺罪”成立，

 “罪”之二：连累罪。

        1989年2月25日，唐宋给栗宪庭写信说：“关于我写的这个简单的事态陈述，我不太理想的在于许多东西目前无法说，另外目前无法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事前事后的情况……望能理解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有勇气这样设计并去走险，但作为一个人又没有勇气去背叛自己的的良心──牵累更多无辜的人”。我想，这个“事件”，最无辜也最受连累的应该是借枪给肖鲁的李松松，和由此殃及的李的长辈（枪的持有者）以及李的家人。李松松当年只有十五岁，是中央美院附中的学生，他借枪给肖鲁大约是出于青春期孩子常有的“恶作剧”心理，最深的认识也不过是“行为艺术”，以致事发之后感觉只是“闯祸了”，还不知危险地揣着手枪在美术馆里看展览（见栗宪庭《“枪击事件”访谈录》2004年），完全没想到被唐宋“制造”在内。而李松松的长辈和家人，很有可能因“私借枪支”而无端致祸。“连累罪”成立。

        上个月（2012年2月），我去杭州看唐宋，唐宋感概地说，他现在最大的安慰，是得到了李松松家人的原谅。

 “罪”之三：谋骗罪。

        唐宋承认“事件”是“利用了某种技巧”，也从不讳言“艺术永远须要技巧，包括欺骗，而把手段当作目的的艺术家是可怜的（唐宋语）”。毫无疑问，“枪击事件”从相当的程度上是“利用”了肖鲁的《对话》才得以完成的。我这样说的前提，是基于肖鲁至今并未了解和理解到唐宋“枪击事件”的真正动因和目的，即使是她自2003年底大张旗鼓要求“拿回作品所属权”的声明活动，她也依然强调的是她“个人”做《对话》这个作品的动因。《对话》这个作品本来就属于肖鲁，从女性角度表达两性的感情纠结的意义很明显，存有争议的是那两枪，肖鲁反复说“这两枪打不打完全是一念之差”，打也是“觉得这个作品太完整、画面太干净了，要破一下”（见栗宪庭《“枪击事件”访谈录》2004年），这种思维完全出于学院教育对画面形式美感的诉求，因此，被打了两个枪眼的“电话亭”，依然属于肖鲁的作品《对话》。由此我认为，两个作品的分界非常清晰──“枪击的电话亭”属于肖鲁的《对话》，“枪击后的事件”属于唐宋的《枪击事件》。

 枪击电话亭 1989年2月4日

       我曾问唐宋，为什么肖鲁持续经年地大肆“证明”作品的所属权，你却一言未发，唐宋说“不想贪功为己有”。我猜想，或许，肖鲁虽是不理解，却并没有伤及“事件”的所属权，或许，唐宋心底也有一丝不愿为人知道的歉意吧。肖鲁几乎从未触及到唐宋所要的“事件”的内核，却被唐宋的“借尸还魂”计谋了，纵然唐宋的目的不是为了“欺骗”，纵然唐宋从始至终都真诚地说“我和萧鲁这次合作（我个人是无法完成的）”，都无法化解肖鲁“被欺骗”的心理阴影。“谋骗罪”成立。

 二．

        “枪击事件”也就此改变了唐宋的命运。1989年2月27日，唐宋向浙江美术学院表示愿对“枪击事件”负全部责任并无条件接受校纪的处理，因而没有如期拿到毕业证书。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把唐宋直接推到了绝境，唐宋被迫走上了一条冒险的路，也因而有了一番传奇的经历。唐宋曾几度命悬一线，又几度化险为夷，用他自己的话说“差点灰飞烟灭”，我听时，处处惊险惊心。我注意到，唐宋每讲到“临界”，神情越发激昂，惊险过后，也必得一番神奇体验，印证了唐宋性格中对“临界”的“高峰体验”的迷恋，正是唐宋“枪击事件”的内核。我还注意到，唐宋在讲述过程中反复说的一句话“一定要过去，过不去就没意思了”，这更进一步地印证了唐宋“艺术社会生活化”观念的本质。唐宋曾在1989年6月21日给栗宪庭的信中说：“我在艺术整体观念上认为，艺术是一个实验的过程（我以往的工作都是如此，只是实验对象不同）。我把人的一生，或者说我个人的一生都看作是一个实验品，一个带有艺术属性的实验品”。

        此外，从唐宋几个典型的作品，也可以看出唐宋对“临界”的迷恋，不仅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还是其生存处境的模拟体验，不仅是个人理由，也是社会焦点。

        唐宋曾在1988年夏天做过一个作品，名为《圈套》（1989年毕业展重做此作品名为《陷阱》）。唐宋用上千根火柴筑了一个“巢”，巢中有“蛋”，巢置于他睡过十年的单人棕床，床上纱帐四垂。这“作品”福祸相依──安全而孤独，温暖而危险，精心建造却随时可能毁于一瞬间。

 唐宋《圈套》 装置 1989

        1989年夏天，在毕业作品展上，唐宋的《1988年冬天的一个模型》，用六块木板搭起成了一个立方体，所谓“四方六合”，木板的正反面都是泼墨山水，水墨画充满云雾气（唐宋当时是浙江美院国画系的应届毕业生），可谓“风云四起”。正面的一块被掀起，并用线牵住，可以清晰地看见立方体内的世界：一块透明的塑料薄膜被丝线四角吊起，挂于立方体内上方四角，细线上烤有炽热的灯泡，塑料薄膜兜起一窝积水，内中两只乌龟在挣扎中──乌龟挣扎，薄膜成欲破之势;灯泡炙热，细线成欲断之势;掀起的木板也随时成欲落之势……处处“临界”，危机四伏。

         1993年，唐宋在澳洲当代艺术博物馆《毛走向波普》上，在展厅开幕式的位置，用四百万根红色的火柴（全部头朝上），栽织成红色“地毯”。唐宋本来设想，在开幕时点燃，引发博物馆的灭火系统，然后“水漫金山”，然后……但没有被获准（谋而未成），而且，整个展览期间，博物馆一直有四个的工作人员“看守”这个作品。这也是“法治”与“人治”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

        我第一次见到唐宋，正是在1989年2月5日，唐宋被公安人员从美术馆带走的那一刻。我从1987年进入《中国美术报》，因跟着栗宪庭的关系，与很多艺术家相识，但从来没有见过唐宋。《现代艺术展》筹备期间，我当时作为《中国美术报》的编辑，获得两期报道这个展览的“权力”，身份“特殊”，眼见着某些筹展负责任“妥协”，眼见着艺术家们一个个乱哄哄、急拱拱，一副“面对历史”的架势。我心下茫然：这是怎么了？十年的“反叛”大旗，一个展览的“恩惠”就被放倒，简直成了《水浒》了。几大古典名著，我最早读的是《水浒》，但最不喜欢的也是《水浒》。说是写英雄，结果一个个粗鲁、急躁、没头脑，没有一个真英雄。“好马不吃回头草”，最后的集体“回头”，看得更是闷气。成年后重读《水浒》，更深刻地理解了鲁迅先生“终于是奴才”的说法。眼见得刚刚“投身”不久的、活生生的艺术革命，就要失去“不合作”的前卫立场，气闷之下，我骨子里的“叛逆”性格活跃起来。

         1989年2月5日，展览开幕的那天，我怀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先在一楼帮吴山专把“买虾”的局面哄热闹，又到吴山专展位隔壁，和正在“洗脚”的李山大声聊了几句（都是栗宪庭暗许的“禁展”作品），又跑上二楼看张念“孵蛋”。美术馆从来没有这样的“作品”进场，中国观众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艺术”，一时好奇、议论，拥挤、吵杂一片。突然两声枪响，来自一楼，我急忙冲下去。“电话亭”已经不见了唐宋和肖鲁，我凑近看了打在玻璃上的“枪眼儿”，不大，裂痕也不多，甚至有点“漂亮”，我又扒着“电话亭”后面往里看了子弹穿过玻璃打在美术馆墙上的“枪眼儿”，大多了，墙皮也脱落了不少，不怎么好看。耳边又听人说“唐宋被抓了”，就急忙冲出去美术馆（此时大部分人还在美术馆里面，估计没反应过来），正好看见公安样的人，揪着唐宋，走过美术馆院子地下铺着的现代艺术展“禁止掉头”的标志。唐宋穿着军大衣，脸上居然带着几分“得意的笑”，全无“悲壮”、“悲戚”之情，我心里隐约觉得很有些“同谋”的快意，这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唐宋是个“自己人”。

         当天下午，美术馆关闭了展览。栗宪庭在一块破展板上写“因故停展（这块板子现在还有半片在我家里）”的时候很激动，我心中的闷气也烟消云散了。2月8日，栗宪庭带了礼物，约我同去拘留所看唐宋和肖鲁，走到半路，听说他们已经被释放了。

         再次见到唐宋，已经是十一年之后了。大约是2000年12月，唐宋说是他和肖鲁、艾未未和路青，老栗和我一起见面，因为我要临产，他们就迁就在我家楼下的饭店吃饭。这次见面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可能是那时我大着肚子，心不在“焉”，且略坐坐就上楼了。而唐宋却记得很清楚，所以他后来见到我女儿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你在你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见过你”。

         2003年“非典”的时候，北京后海河边一带，变成了酒吧区。老栗的家原就在后海北官房二十八号，那时我女儿刚上幼儿园，幼儿园离后海很近，那时期，我们就住在后海的这所房子里。我每天接送女儿，总要穿过沿海边儿的一溜酒吧。有一天，我路过一个酒吧，无意间看见酒吧室外桌边坐着的人，很眼熟，第二天路过，看看他还在，第三天还在。那天夕阳西下，暖风习习，我把孩子送回家，又跑出来。走到那个酒吧前，近前一看，竟然是唐宋，简直喜出望外。唐宋眼前摆着一个大玻璃扎杯，里面的液体黄不黄、褐不褐，不酒不水，我问唐宋，他说是黄酒兑可乐，我一听这叫什么，英雄末路也不能喝这个，要喝就喝白酒。唐宋心里并不和我相熟，有点囧，我全然不管，拉起唐宋就走。那时老友杨千和谢蓉夫妇在后海的烟袋斜街也开了一个酒吧，我带唐宋闯进去就要白酒，他们笑说酒吧不买白酒的，我想起他们刚结婚不几日，便说你们的“喜酒”还有吗，他们恍然，高兴地搬出一箱来。那一日，唐宋、杨千我们三个，喝掉了几瓶“剑南春”，第二天又叫了老栗同去喝，一连数日，很是快意。

         大约2005年秋天，“798”一家韩国画廊给唐宋做展览，老栗给唐宋写了一篇小文作为前言。开幕的时候，一个韩国人用韩语朗诵了一首“诗”作为贺词，没有人给我们翻译，所以没有人听得懂，老栗玩笑地翻译说，一只鸟飞上天空，突然跌下来，一头扎进地里，满脸是血。我拿此事问老栗，他说不记得了，我依稀记得，而唐宋却记忆犹新。我上月在杭州和唐宋聊天，唐宋不止一次地说“要飞就飞得远一点、高一点”，看来鸟伤得再重最终还是要起飞的。

 唐宋近照 2012

        我曾经随意问唐宋为什么叫“唐宋”，一个人霸占着两个大王朝，唐宋漫不经心地说，“因为我爸姓“唐”我妈姓“宋”，我直接笑翻了，真实，原来就这么简单。

廖文

2012年3月22日于宋庄小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