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的现代性
作为艺术家参与现代建筑的“现代性”讨论，对我是一个盲点。那种在可知与不可知地带所产生出来的能量，是我一生都无法解释的悖论。大千世界的变化，就如同我去赶赴一场行为现场，许多不可知因素的偶发，都会促成一件作品不同的结果。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的枪声¹，时代与内心的契合，让我与“现代”相遇，把我推向“现代”的顶峰，也落入“现代”骗局的陷阱。困惑于“现代”语境的阐释，使我始终与“现代”保持着距离。在一次旅途中，翻阅安藤忠雄的《在建筑中发现梦想》，有感于他写道：“所谓建筑，就是在各种制约中，让自己的理念具体成形的一种行为；不过在另一方面，却也不能否认身为展演者都有’想要创作’这样极为简单的欲望。当遇到这样的矛盾时，我的脑海中往往都会浮起位于洛杉矶的华兹塔（Watts Towers)的自由身影。”这座由水泥工Simon Rodia从1921年到1954年之间，花费33年时间建造而成的“无用”之塔。让我想起在广州“艺术.建筑＋集合空间学术论坛” ²上，会议的议题是“什么是建筑？建筑师能做什么？” 闲谈之机，莫斯科建筑师Alexander Brodsky说道：“建筑师最好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做。”至今为止，Alexander Brodsky没有完成过一件真正的实体建筑，但他的建筑装置，是我的喜欢。
对话 中国美术馆 1989.2.5
在这里；无用的前提，是创作者在创造过程中，保持自己独立的自由意志的最终呈现。而这种精神就像安藤忠雄所说的，“想要创作”这么简单。但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个过程即意味着你想表达，你想做什么，你内心冲动，你情不自禁，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不受任何外力的制约而完成的这一行为。承蒙《新建筑》杂志约我写这个稿子，季铁男先生的“我们是否曾经现代？”的栏目提问，让我感到这个问题之大，不知从何谈起。而Simon Rodia建造“无用”之塔，Alexander Brodsky不做任何建筑的选择，让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作为个体自由精神所达到极致的存在。或许你会说，他们的选择过于自私，只为自己的感受，但是在艺术创作中，个体经验和对审美的个体认知，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不否认在艺术创作中外界对你的影响，我们的生长环境，我们所读的书，我们遇到的人，我们所处的时代……。但前提是；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你是谁？你所感知的世界是什么？
每个人看世界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在年轻时去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当你脱离了学艺术阶段，并在社会上独立创作，再去看自己的时候，你会清晰地看到一条线索。反观自身的创作经历，内心涌动的激情与冲动，在特定状态下的真实感受，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与和谐，此时此刻的感悟，心之所向，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我的生命与艺术之所在。
“唯有出自内心的知识，才能使人拥有真正的智慧。—— 苏格拉底³”
内心的体验是知识的真正来源，反省是对感性的理性认识。而将其过程及感悟用一种形式表达出来，则是艺术的再现。感性或非理性，它们是流动的意念；随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说它们是激情也罢、灵感也罢，这一过程是可遇不可求的，是至死地而后生的心理体验过程。随着理性认识与内心感知的不断加深，对不可知领域有一种渴望。偶然性，潜意识，无意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它的形成由不同因素构成；即遗传基因、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以及生活经历等等。作为60年代出生的我，有幸经历了80年代；那个称其为中国文化启蒙的理想时期。
1）启蒙／好奇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思想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从1915年到2015年，至今整整100年。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作为60年代出生的我，青春的骚动与对未知的渴望，都在80年代度过的。
70年代最后一年，北京中央美院附中文革后第一次恢复全国招生，我考上了。1979年，我来到北京，来到这个政治文化的中心。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阶段，文化人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就如同得了一场相思病，正如胡赳赳在“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中写到：“‘魂’在80年代，’头脑’在90年代，’身体’在新世纪。这是中国人的’三段论’。80年代回不去了，正因为回不去，才越发地想’家’。如果把80年代比作故乡，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又该向何处去？⁴”。文革后西方名著和哲学书的解禁，使那一代年轻人，不求甚解地把西方书籍囫囵吞枣似地咽了下去。记得附中教室的书桌上摆着高高的一摞摞书。记得当年在女生宿舍熄灯后的黑夜里，我们互相询问着怎么生孩子的同时，却又大段大段地背诵着弗洛伊德是怎么说关于性。当我40多岁重读弗洛伊德的书，当我经历了情感种种磨难之后才真正体会到，当年读弗洛伊德的书，根本就没看懂。正如我在小说《对话》⁵中写道的： “那年月，真不知道什么叫恋爱，以为在一起吃个饭，逛逛公园，就是在谈情说爱。在中国80年代初期，性教育是没有的，学校里不谈，父母也不谈。而人类这一最神秘的生理反应，好像都发生在朦胧的探索中。爱是纯洁的，而性又是什么？在许多大人嘴里，’乱搞男女关系’是极其贬义的意思。某某人因为这个原因，被单位处分或被学校开除，是经常听到的’丑闻’。孩子是怎么出生的？记得上初中二年级，有一天到一个女同学家玩，她母亲是医生，书架上有许多医书，我随手抽出一本翻阅，其中一张婴儿出生图让我目瞪口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是从那个地方生出来的，这种震惊与不舒服，使自己对自身的下体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
小说《对话》 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
记得我曾经问过母亲，’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你是从妈妈胳吱窝里出来的。“
去问其他女同学，得到的是从不同地方出来的版本。为什么所有的大人对这个问题都不说实话，而书上却明明白白的写着，婴儿是从女人那个地方生出来的。我不敢细想，在那种地方生孩子，就像上厕所一样不干净，我慌忙合上书本，就像偷看了什么肮脏而见不得人的丑事儿，什么话也不说，匆匆地离开那个同学的家。那一天，我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因为我知道了一个和大人们说的不一样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个禁区，是一个人们不可言说的世界。
现在我经常听到一个词“卖萌”，可是我们当年的傻是“真萌”。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生根的土壤，就建立在这个未知与好奇的基础上。现在的人真的很难想象，那个年代对西方人的好奇心，就如同一个老外在街头，会被无数中国人围着观看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80年代的理想启蒙，是建立在经济浪潮尚未到来的前夜。就像北岛说的：“我们这代人从写作之初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而这（追求功名利禄）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带给个人最负面的能量。⁶”那时候，我们做作品的初衷就是“想要表达”这么简单。而当今的社会，无数的诱惑，使得“想要表达”变得复杂化。所以在今天，如果你选择理想主义比80年代要难，因为你需要像Alexander Brodsky那样，拒绝外界的诱惑；而选择不做什么。
2）家庭／基因
“什么是建筑？你使用石头、木头和混凝土，并利用这些材料，造出了房子和宫殿。这就是建造。独特性正在发挥作用。你为我做了好事，我很高兴，并且说：’这很美。’这就是建筑。艺术也就如影随形参与其中。”——勒. 柯布西耶⁷
在界定建造与建筑之间的本质区别，柯布西耶确定的美感在于艺术。而作为艺术家介入建筑，是构建艺术与建造之间最好的通道。
从小对空间的所有印象，来源于我的家。从1966年四岁起，我对家的概念是没有家的概念。父母作为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被定为“牛鬼蛇神”。记得母亲⁸被剃的阴阳头，记得我跟母亲住的牛棚小屋，记得父亲被造反派打的差点丧命。为避难，我从杭州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再到上海。童年的记忆是在亲戚；叔叔阿姨家里长大的。直到上小学那年，我才回到父母的身边。那时我们刚到上海，临时住在朋友的一间小屋，只有4.5平方，放上一张上下铺，只留下非常狭小的空间。母亲找来一个箱子，上面铺上好看的布，有时还会插上几朵小野花，放一盘新鲜的水果。情调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是我童年的诗意。对那个年代的定格，焦距无论怎么转动，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模糊不清。今天被打倒的，明天又被平反。当社会大变革成为一种常态，人的意识就会变成一段段碎片。而家的温馨，是文革中许多人能活下来的唯一精神支柱。而我的母亲是我们家的灵魂。
在文革中，浙江美术学院99%的人都成为造反派，当时的造反派头儿，要求所有的人给他写请罪书，我母亲就是不写，而她当时的不写，不是因为她对文化大革命有多么深刻的认识，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格力量，让她拒绝不做这件事。这种不屈的性格，也遗传给了我，使我在许多大难中能挺过来，并把这种强大的力量，通过作品反映出来。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而这种性格的形成，是天生的。
“灵魂在转世为人之前已经存在了；灵魂不带肉体，可是有智力。——苏格拉底” ⁹
按照苏格拉底之说，我与母亲上辈子是否是某个灵魂的转世？也许在这里，我更愿意相信遗传的基因。那种无师自通的对设计之敏感，那种倔强的性格，有时真的很难解释。就如同我站在一个空间，感应它在我四周的存在，我闭上眼睛想，睁开眼睛看，所有身体细胞的兴奋，忘乎所以的欢喜。就像柯布西耶的高兴，并且说：“这很美！”那么这个美的感应是什么？是我发现了美，还是我基因里带着无法解释对美的感应？在我的创造过程中，一种无法言说的非理性感知，总是牵动着我的心。它不是虚幻；它不是理性；是一种非它莫属的感应。当它来临的时候，会欣喜，因为它揪住我整个身心，豁然间；一些平日无法理解的事物有了通达之感。
站立 装置家具 东营工作室 2007
人 装置家具 东营工作室 2007
3）发现／建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许多潜能是不自知的。家里有母亲设计，我是坐享其成者。而真正发现自己也有设计才能，是在2007年。那一年，我在北京东营租了一个空间，它层高6米，面积240平米，从大门进去，二层的隔断已经做好。天顶是黑色钢结构加白色屋顶，黑白加钢结构，这些已有的元素，定了这个空间的基调。本着做艺术的那点经验，我对自己说：“设计；首先它是一件作品，其次它能用。”就这样，我找来装修队，用手比划着开工了。在纸上画草图，用卷尺现场丈量，二层设计的六个组合家具，六个工人一排站开，手里拿着六个长方形木框，听我的指挥上下移动拍照，最后感觉比例对的，就定格仗量倾斜的角度。这种方法，让我想起法国电影“Coco Chanel” 中的一个镜头，Chanel拿着布料摆放在真人身上找感觉。有时直觉真的比图纸来得更准确。就这样，一组家具作品完成了。正面看是作品，反面是能用的书架和衣柜。它的基本理念：一个人倒下了，又慢慢地站起来。进门左边设计的“人字家具”，隔出休闲的区域，中间一大片开阔空间。朋友们来到我的工作室，“肖鲁，这个空间很有设计感！”建筑界的老前辈王明贤老师第一次把这个工作室介绍到《城市.环境.设计》¹⁰杂志。
北京东营工作室 2008
就这样，我对设计有了瘾。2009年，参与设计“高名潞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旧房改造。也就在这一年王立新来找我，他带我，冰逸和蔡锦一起来到京平高速上，指着前方一片荒地说，“在这里，你们可以自己设计盖一座房子。”也许是因为对设计的兴趣，在这块土地的许多手续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我情不自禁地跳了进去。
评论家吴鸿曾经写过一篇《肖鲁之“鲁”》的文章，其中写道：“一个’鲁’字一语成谶，肖鲁在她日后的人生和个人情感的选择过程中，’鲁’或者’轴’的性格特征决定了她的命运”。198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打枪。2003年，裸体跳入威尼斯河水。面对一块证件还不全的土地，义无反顾的投入设计。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冥冥之中，似乎感到某种命运无法解释的东西在我生命中存在。是什么？不是什么？成什么？不成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你是谁？该发生的，就会在你身上发生。这有点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之中”，也就是我在创作中认为最重要的，在状态之中的状态。
我的艺术观念产生于我对生命中能牵动我灵魂的某种召唤，它有一种纯粹性，每当我要去做一件作品之前都会进入一种状态，我在极力地寻找我想要表达的方式，在这个时候，人会处于兴奋状态，你不属于你自己，如果用“入境”这个词来形容的话，这种境的入是一种无我的状态，那时候，你会超然于世外。文字也好，行为也好，建筑设计也好……，任何形式都只是那鱼竿上的线与诱饵，你的目的就是想得到那条鱼。中国有一句古话：“得鱼忘泉”，而现当代艺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鱼竿上做文章，即在形式上找出路。一种表现形式一旦确立，就不断地重复，在这个过程中，你成了那个制造鱼竿的人，而忘了最初对鱼的饥渴，并逐渐变成一个做鱼竿的制造商。
精子 延安抗大宾馆 2006.5.23-25
婚 墙美术馆 2009.2.5
4）失衡／平衡
2014年，我在美国哈弗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做过一次讲座，题目是《在失衡中寻找平衡的支点》。其中我从自己的作品谈起，并引申到我的建筑设计。
纵观我的行为作品：打枪，问男人要精子人工受孕。从棺材里出来和自己结婚。把自己喝的烂醉。裸体跳到威尼斯河里游泳，还有倾斜的家具，倾斜的房子，这所有的一切，就一个词儿：失衡。当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震荡，随之而来的是；要么再生，要么死亡。反思是震荡之后的理性认识，它是再生的必然之路，是痛苦的再生之路。而这种在失衡中寻找平衡所产生出来的能量，是我的后福。每当回头看那些在失衡状态中创作出来的作品，我都会庆幸自己还活着。那种生命极限的能量转换，是艺术给予我生命的最大馈赠。康德说过：“真正天才的艺术家并不表现出按照目的和概念来创造，而是好像无目的地绝对自由地进行创造，以至于创造品显得好像是大自然的产品；但同时却又体现着艺术家的理想和’审美理念’” ¹¹。在这里我以为，康德所说的那种无目的，也许就是我所说的生命体验过程，它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感应世间万物的通道。
醉 布鲁塞尔La Bellone 2009.10.15
清洗 威尼斯 2013.5.31
用建筑去表达对生命的体验，是我的一次冒险。有幸的是，这一过程的实施，就如同去完成一件艺术作品，我是甲方，不受制于开发商。设计来自“正斜共存”的理念：年轻时，正与斜，对与错，黑与白……，它们在左右我的思维与判断，当“斜压正”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们是一体的。带着这个思路去构思，去布局每一个空间正与斜的平衡关系，是我在设计中思考的。比如卧室的设计，倾斜的天顶，倾斜的落地窗，两个巨大的倾斜面，如果不是用大面积黑色块木地板，与天顶灰白相应所形成的黑白灰三角构成，是很难平衡住向外倾斜的拉力。卧室中间摆放的一张大床，面向东方升起的太阳，这间卧室所产生的能量与气场，是我每天与它朝夕相处的所有眷恋。
斜屋设计草图 2009
建筑师科伟到我工作室，他非常吃惊于：“这个房子外面看着挺斜的，在里面却感觉很舒服。”他问我是怎么把握这两者关系的？也许是学艺术出生，对每一个空间的布局，可以调动我所有的知识结构与审美。材料的运用，家具的设计，色彩的对称，书法的结构，心理的感应……。这种全方位的空间美学思考，是我对建筑设计的迷恋所在。
北京斜屋卧室 摄影：周智毅
如果生命可以重新开始，我愿意选择建筑设计。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喜欢，因为建筑设计牵涉太多的社会学关系。每当我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么多难看的建筑，我都在想，建筑是一种强迫的美学，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去接受它。而作为一个建筑师，选择做与不做，的确是非常两难的抉择。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好的建筑，那么，这个建筑物的美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的血液里。所以说；做一个好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在盖一座座房子，而是具有再造大自然的天职。
北京斜屋外观 摄影：王立新
5）无用／有用
“无用之用”让我想起2004年到2006年，写小说《对话》的日子。那时候过得很简单，每天起来，自己做早餐。然后坐在一平米的太阳房里，过一遍已有的文字，写从脑子里冒出来的文字。实在什么感觉都没有，就看书，发呆，晒太阳。中午自己做饭，一汤一荤一素。然后睡个午觉，起来再写点什么。下午偶尔会去超市买点东西，回来做晚饭，晚上的脑子有点糊涂，一般不写作。那段日子，没有一个策展人来找我做展览，朋友也很少。我这个被社会抛弃的无用之人，就在那一年半里，每天只干着一件事，写出了生平第一本小说《对话》。许多看这本书的人都说能一口气看完它。或许这口气；就是我的专注之气，那一年半难得的清闲，让我有机会接近自己的内心，每天看书写作的思考，让我战胜了孤独的恐惧。如今，我似乎忙了许多，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宁静相伴的太阳房，每天只做着一件简单的事情；写作。
自从搬进自己设计的工作室，早上的阳光，总是清醒而温暖地透过倾斜向外延伸的落地窗，直直地照进我的大卧室。起来，拉起窗帘，如情人般亲吻的阳光，轻轻地在脸上划过。打坐是我的日课，很难想象十年前的我，能清静无为地坐忘于此。呼，吸，呼，吸，浊气往下沉，人气向上升，一股热气在丹田发热。做完瑜伽下楼，喝一杯清水，小杨已经把早饭做好，一盘蔬菜，一碗稀饭，几叠小菜。之后，泡一杯绿茶下楼，临颜字，写当天脑子里冒出来的两个字，如果不出万一，这就是我在工作室一天开始的节奏。
北京斜屋工作室 摄影：周智毅
在这座自己设计，朝夕相处的房子里，孤独是我的伴侣，建筑是我的情人，那种在天地间造物的快感，是我在视觉艺术中无法体验的。不再为情所困的我，有再造神奇的可能。人的宿命，天造地就，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生命的变化，随着时间与能量的改变，与自然生物链构成不同的景观。生活越过越简单，每天跟着太阳升起醒来，天黑眼睛困顿入睡。吃饭，睡觉，写字，画画，看书……。得过而过的日子，仿佛进入“空性”。
北京斜屋天井 摄影：周智毅
在孤寂中产生出来的作品，总是带着地狱与天堂的气息。它可以帮助我在人间找到一块净土。当你年轻的时候，最不在乎的就是时间，当你不再年轻的时候，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抽离了情绪的干扰，而进入形而上的阶段。在这个层次上，你终于是你身体的主人。心态宁静所带来的清，与往日的浊形成强烈的不同。它让我更接近事物的本质——灵性。而建筑，是最接近神灵的载体。在广州“艺术.建筑＋集合空间学术论坛”上，我用这段话结束了发言：“王家卫在《一代宗师》里，宫二小姐有这样一段话：’练武之人有三个境界：一是见自己，二是见天地，三是见众生。’如果艺术让我见到了自己，那么建筑让我见到了天地。”
无用的现代性，是需要在生命中去悟道，并顺应天地间之大道。无论我是否曾经现代，通过艺术和建筑，我认识了自己与世界。每当我困惑于世间万物的纷争，每当我回到自己设计的空间，那个熟悉而奇异的道场，总会带给我无尽的能量与遐想。正如南怀瑾所言：“道是个人的，直觉的，天然的。”
2016年2月3日于斜屋/北京工作室
¹ 1989年，肖鲁参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上，肖鲁实施枪击作品《对话》的行为。
² 2015年5月18-19日，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
³（瑞典）乔斯坦·贾得 ( Jostein Gaarder )著，萧宝森译《苏菲的世界》，第67页。苏格拉底：古希腊古典派哲学家。作家出版 社1999。
⁴《新周刊》400期特大号，2013.8.1，第54页。
⁵ 肖鲁小说《对话》，第26-27页。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
⁶ 北岛《古老的敌意》，第13页。三联书店2015。
⁷（法）勒.柯布西耶 ( Le Corbusier )著，杨至德译《走向新建筑》，第149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⁸ 母亲：宋韧（1932——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⁹ 杨绛译注《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P44。三联书店2015。
¹⁰ 2009/07《城市.环境.设计》034，第148-155。
¹¹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第23页。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