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6”采访肖鲁
采访：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6”采访组
被采访人：肖鲁
采访地点：北京斜屋
采访时间：2017年7月
年鉴展：《极地》这个作品给人最大的触动就是您在割伤手后并未停止创作，而且这次“意外”给作品带来了不可复制的震撼的效果。您曾说过，“我在行为里会一直关注’不可控’的问题，往往喜欢去体验行为的过程”，在事后似乎也有观者询问这次割伤是否事先有计划。您对于创作作品过程中的“可控”与“不可控”的程度是如何把握的？
极地 行为/装置 北京798丹麦文化中心 2016.10.23
肖鲁：有些东西可以控制，有些东西在设计的时候就留下一些不可控的空间。但这件作品过程中的出血，我根本没想到，因为如果有计划的话，我不可能割这么长的口子，而且这个口子非常深，断了三根筋、一根肌腱，所以这个肯定不在我计划之内。当时我只是想凿冰，凿出去或凿不出去都有可能。我割伤之后，看了一下手，当时觉得没那么严重，但是看到血很多，第一反应是把手放到冰上。我后来才知道，冰是止血止痛的。做艺术的人对美感有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血在冰上的样子让我兴奋，那种视觉的美感打动我了，所以我就觉得得坚持做一会儿，现在停下来太可惜了。就是这种意识，使得我经常将手放在冰上抚摸，实际上是止痛，血流得很厉害，手放在冰上会舒服些。只要它不痛，只要我在意识中感觉我还能做，我就想再做一会儿。能做多久，我也不知道。凿了一个洞之后，又凿了一个洞。最后停下来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的头晕。我开始向楼上招手，其实我也觉得奇怪，观众没有一个来救我？可能他们觉得我是设计的。周颖在二楼看到我在招手，她第一个反应过来，“快救人啊，肖鲁在呼救呢！”这时下面的人才拿来梯子。我这个过程，他们说进行了半个小时。
行为中的“不可控”往往需要行为艺术家有非常好的临场经验，这也是我为什么对行为艺术的迷恋。许多偶发的事情，是你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些行为之后的后怕，让我更加明白了生命的所在。它就如同你去参加一场行为现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如何应对，是我这些年做行为最大的挑战。而在“不可控”中的“可控”，是行为艺术中最令人回味的瞬间。
极地 行为/装置 北京798丹麦文化中心 2016.10.23
年鉴展：您希望作品传达给观者的态度是完全开放式的吗？
肖鲁：《极地》（2016 ）的开放还不太明显。有些作品就比较明显，比如《精子》（2006），男性观众必须参与进来。至于说作品传达给观者的态度，我希望是开放式的，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赋予作品自己的想象空间。
极地 行为/装置 北京798丹麦文化中心 2016.10.23
年鉴展：如果因为某些意外，由观者接收到的信息来看，作品呈现出了与预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效果，您会怎样做？
肖鲁：艺术家只能把握其创作所能把握的东西，不可能去考虑观众所收到的信息。如果作品出现了与预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效果，我会顺势而为。《极地》不就是这样的吗？
年鉴展：《极地》这一作品中，有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吗？
肖鲁：其实就是大自然给了我这个作品的灵感。我去过很多国家，但第一次去了一个离北极最近的岛国——朗伊尔城，这个城市很荒凉，海上漂浮着冰山，你会感觉那个地方特别干净。北极离天很近，到了那个地方，那种特定的自然环境是你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体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身临其境。人在那个地方，你的呼吸、你的感受，所有都是真实的，你会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我去朗伊尔城是参加一个国际行为艺术节，在那儿做了两个作品。如果我不去那里，就没有这个灵感。在那里最让我兴奋的，一是北极的冰川，二是朗伊尔城的刀。朗伊尔城有很多店铺卖刀，又好看又便宜。那天我一下子买了三把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刀有兴奋感，在买第三把刀或第二把刀回来的路上，我有了一个冰和刀的图像，于是就有了后来《极地》（2016）作品的雏型。作品的结果可以有多种阐释，但在那个岛上，是什么刺激了我的灵感。有些东西是内在的，有些东西是外在的，也许是外在刺激了内在的。我做艺术需要有一个兴奋点，就像谈恋爱一样，可能你碰到一个人，他／她不知道那点打动你了，你觉得心动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他跑了。做作品也许就是这样。
极地 行为痕迹 北京798丹麦文化中心 2016.10.23
年鉴展：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提到在您的作品中，私人化的情感似乎一直占据了关键的主导位置。不同的身体状态的体验，比如醉酒、疼痛、（准备）怀孕（《精子》），也是非常私密的。您是如何去思考自我的行为、情感与观看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结的？
肖鲁：我的作品可能有阶段性。我以前的作品大部分比较个人化、自我化。也许那个时候所承受的东西在内心积聚，需要找到出口。对某些东西释放不掉，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作品很自然就会往这个方向走了。我的作品一般是在特定状态下的产物，这个时候如果正好有机会做作品，我可能就会把它做出来了。可能我以前纠结的个人的事情多了一点，所以之前的作品，比如《对话》（1989）、《十五枪》（2003）、《精子》（2006）、《醉》（2009）、《什么是爱》（2009）、《婚》（2009）、《情书》（2010）等等，都跟个人情感有关系。但是我认为，可能我作品出发点是个人情感方面的，但是这个作品完成后，别人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在做《精子》、《婚》的时候没想到什么女权的事，但是很多人会把我这两件作品定义为女权主义作品。所以我慢慢也接受了一个现象，就是艺术家做作品有特定的思维模式和方式，但这个作品做完后，社会对它的解读是再创造的过程，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思维给作品重新定义，不一定跟我一样。
对话 装置 / 行为 中国美术馆 1989.2.5
精子 装置/行为 延安抗大宾馆 2006.5.23 - 25
醉 行为 布鲁塞尔La Bellone 2009.10.15
什么是爱？ 行为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卢布尔雅那”Stara Elektrarna” 2009.10.11
情书 装置 2009-2010
年鉴展：您一直也比较关注自己作品的性别意识和女性艺术家身份的问题吗？在今天的语境下，您是否会觉得外界在阐释和解读您的作品时重视“女性”这一角色是一种对作品的偏离？
肖鲁：我觉得分两个层面。2012年，“秃头戈女”的策展人庸现找我，她选了《精子》（2006）、《婚》（2009）和《对话》（1989），觉得这三件作品具有女权主义意识。我同意参加这个活动。在开幕式上剃了头，那时感觉有点兴奋，想投入这个事情做点什么。在2012—2013期间，我真的非常认真地思考过做一些女权主义的作品。2012年之后，有很多社会上的女权主义者来找我，他们非常希望我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艺术家，因为这意味着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态度去支持女权主义，他们会有一种同盟感。我也买了很多这方面的书，认真阅读了女权主义的历史。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从社会学认识上说，我愿意支持这个事情，因为女性的确与男性在很多方面有差距，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平等；但是从艺术创作上来说，我不能把我界定为一个女权主义艺术家。我曾经在2012—2013年期间很苦恼，因为我想做一些女权主义的作品，但结果不理想。这个过程让我认识到，我如果带着一个既有的观念去做作品，是做不出来的。我做作品的特点，需要把自己脑子放空，感觉上来了，它会带着我往某个方向走。比如《极地》，其图像就在北极浮现于我的脑海，是不是女性意识并不重要。所以那一年的纠葛，让我放弃了给自己贴任何标签。做作品又回到了自由的状态。什么东西打动我心，那个作品就存在了。但是从社会学角度说，我还是有性别意识的，因为男女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年我接触过一些西方的女权主义艺术家和社会学者，她们把早期女权主义者争取来的成果变成了一种制度。比如西方的一些活动会强制规定男女各占百分之五十，但在中国，这个比例太失调了。我深知女性对名利的不敏感，如果制度没有给她们制造一些机会，她们可能就不会去争取的。有了机会，女人的才能才能显现出来。这是女人的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不回避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在社会中所存在的性别问题。至于艺术创作这个过程，我不想限制自己，也不想限制外界的阐释。自由的想象空间，是创作者最大的快感！
秃头戈女 行为 左起：蓝镜 肖鲁 李心沫 北京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2012.3.3
年鉴展：那您觉得艺术和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肖鲁：艺术和制度的不协调关系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但目前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当代艺术才三十多年的历史，许多艺术体系的建立都处于初建阶段。但作为艺术家来说，清醒自己的能力所及，做好作品是最重要的。
年鉴展：年鉴展似乎是一个以一种理论化、文本化的方式记录和讨论艺术作品的过程，而行为艺术的魅力似乎在于其极为瞬间的偶发性。当这种偶发性被记录和归档之后，它的意义是否会得到改变？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将自己的作品文本化或者图像化，成为某种历史记录的过程的？
肖鲁：行为艺术必须要有这一过程，做的时候它是一个过程，但最后的呈现必须归到照片或影像。如果有一个机构能把它保存下来，我觉得挺好的，记录下来，将来有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对后来研究行为艺术会有帮助的。
年鉴展：除了行为艺术之外，我们本次年鉴展的重点还有抽象艺术、录像艺术与新媒体这些专题。您对2016年的当代艺术有什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吗？如今艺术跨媒介、与科技的融合的趋势是否会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肖鲁：如果我能够掌握更多的媒介，我的行为艺术就可以用更多的材料。我的行为艺术有很多时候用装置，对我来说，对材质的运用，能不能控制住，如果能够控制，我觉得都可以尝试。所以根据情况吧。我对做作品的原则是：内容决定形式。当内容需要用一种形式去表达的时候，我会去解决这个形式问题。当然在解决形式的过程中，也有技术问题，如果我解决不了某个技术问题，这个媒介可能就被我放弃了。我感觉对空间和材料的运用比较得心应手，所以我的行为中会有装置，会对材料在空间中的运用感兴趣。
年鉴展：接下来您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肖鲁：如果用一个词来说，那就是顺其自然。如果在室外做，我需要借景，如果在室内做，我需要看这个空间。我平时会写书法、看书，发呆，有想法记下来，整理行为作品是有大量的工作，因为视频都是我自己编辑剪辑的。我觉得行为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很重要，它是有一个气场的，所以气很重要，练字是练气。看书是养气。我开始在想，如果没有策展人的邀请，是不是也能主动的去做一些作品，以前还是有点被动。有一些展览的计划正在谈，但还没有定。因为行为必须要根据空间和场景去构思，比如《洗钱》这个作品，并不是由于我对金融敏感，而是策展人给了我这个海边的环境，这个场景给了我这个灵感。行为是要长在那个环境里的，借着环境的因素，才能把作品做大，一定要与环境发生关系。所以我做行为是要看具体的环境和场地，再去构思的。
合一 行为 瑞典哥德堡VALAND艺术学院 2015.9.5
年鉴展：想问一下您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您的作品《合一》里有提到阴阳的观念，然后有关注两性和阴阳以及刚刚提到的气和顺其自然这些概念，这都是属于道教的一些概念。
肖鲁：我觉得艺术家需要有宗教情结，但是这个宗教并不是特定的。其实很多人问我，肖鲁你信哪个教，我说我不是信某一个特定的宗教，但是我相信好的艺术家都有宗教情怀。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出于一种精神——因为宗教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有一种信仰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我的作品跟宗教发生关系的就两件，一个就是《清洗》（2013），一个是《圣水》（2017）。前一次是在威尼斯一个天主教的博物馆里，因为展览的主题是“大运河”，所以我带了一桶中国大运河的泥过去，准备抹在身上，用威尼斯运河的水洗掉。但在开幕式前，主办方把这个行为计划给取消了。理由是天主教的博物馆是不能见到女人的身体，那怕是抹了泥的身体。已经要开展了，主办方突然说“肖鲁不许你做了，室外也不许做了。”泥也被偷了。真的是不讲道理，脑子都反应不过来，所有的知识、想法，什么都没了。就那么一霎，你做出一个决定——我觉得是性格。也没跟策展人肖戈商量，当场就把衣服脱了，冲出博物馆的大门，跳到河里去了。事后我才想起来尼采那句话：“上帝死了！”那个天主教博物馆因为我裸泳的突发事件，当天的开幕式就关了。其实这个作品与宗教有关系是被逼出来的。但今年五月去威尼斯，是我主动和宗教发生了一次关系。策展人Jonas Stampe的“第四届威尼斯现场”，给我们提供的场地，一个是圣马可广场，另一个是在双年展附近的一些街道。我选择了圣马可广场。我准备了七个碗——宗教里七是有许多特殊意义的，带了一瓶茅台酒，“圣水”就变成了茅台酒。我喝了三碗酒，人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又喝了两碗，就醉得脑子彻底断片了，酒帮我完成了这件作品。最后被送到医院。都说三尺之外有神灵，在圣马可广场做行为，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存在。
清洗 行为 威尼斯运河 2013.5.31
圣水 行为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2017.5.13
再说这个“阴阳”。其实我在“阴阳”这个系列里做过三件作品。一件是《合一》（2015），就一桶墨、一桶水往身上倒下去；另一个是《人》（2016），我往一个倾斜的亚克力容器里倒水倒墨；还有一个是今年做的《悬冰》（2017），两块悬在空中的黑冰和白冰、冰水融化滴下的水和墨，在宣纸上，自然形成一幅阴阳构成的图像。“阴阳”这个系列，是2013年搬到了这个我自己设计的斜屋之后才开始的。可能是写书法？我以前也写过书法，但没这么坚持。现在经常写，闻着墨香味，自然就对水和墨有了亲近感。当一些展览机会来的时候，那些日常积累的某些元素就会被激活，作品自然就出来了。
人 行为/装置 北京麒麟当代艺术中心 2016.3.19
悬冰 行为/装置 瑞典Skovde美术馆 2017.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