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的意淫岁月
1979年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一年级时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回忆；就如同一张泛了黄的旧照片，老眼昏花时，模糊不清的视线，带着忧伤和美好，时而露出微笑，时而咽下眼泪。
我是1979年上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园位于中国美术馆东侧的一座灰色的四层楼。那是文革后第一届招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的，一个个可牛了！记得刚一进学校，听说我们附中的丁景文校长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那年头，能跟毛主席那么近的人，心目中自然高大而神秘起来。还听说，是丁校长请毛主席给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题字，后来中央美院就把附中两字去掉，这不；美院还是借了附中的光。
那一年共招生39名学生，女生占10个名额。记得入学的第一天，我和另一位从上海来的女生一起走进二楼的女生宿舍，迎面走来一位个子高高，一口纯正京腔的女同学， “我是那东燕，你们是从上海来的吗？告诉你们，我最讨厌上海人了，心眼儿忒多。” 那有这么欢迎新同学的，我一下子懵了。但慢慢的，我却喜欢上这个那东燕的直截了当，而且还成了好朋友。
上附中的年龄大约在十六，七岁，青春期的敏感，被管制在一个几乎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这是附中的作息时间表：
6:00起床
6:10晨练
7:00——7:30早自习
7:30早餐
8:00——12:00业务课
12:00中餐
13:30——17:30 文化课
18:00 晚餐
19:30——21:30晚自习
22:00 熄灯
从这个作息中可以看出来，白天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上下课的节奏被排的满满的。只有到晚上十点钟熄灯后，一天中最有聊的时刻到了。女生宿舍里叽叽咋咋又窃窃私语的，经常是为了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还有男人和女人那点儿搞不清的事儿，争得不知所云。
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无知和单纯。但偶尔的局部开放，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1979年的北京王府井，每个周末，文化部直属的八大艺术学院，在一家电影院里，竟然能看到一部部没有任何删减的国外原版片。当时我们拿到的电影票总是在楼上最后几排，可见美院在八大学院中的位置。《法国中尉的女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都是在那时看的。电影中的性爱镜头，刺激着情窦初开的情愫。有一次电影结束回到学校，一个男生大叫起来，“外国电影里可以公开耍流氓！”青春期压抑的变态，至今还深埋在我的潜意识里。
一年后这个看内部片的特权，不知什么原因被取消。看不了内部片，只能看公开放映的电影，最让我难忘的是《佐罗》和《少林寺》这两部电影。记得《佐罗》看的是夜场，我们几个女生晚自习没结束就出校门了，可电影看完学校的大门已经关了。可能是《佐罗》电影里的镜头还在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二话没说，几个女生说爬墙就上去了。就在我们从墙头跳下来的那一刻，被黑暗中的王应芳老师抓了个正着，还为此挨了处分。看《少林寺》就更离奇了，记得就因为这部电影，附中的一帮女生跑去练武功了。那时候美术馆东侧花园里有一批练武之人，我们到了那儿就说要拜师学武。师傅问起缘由，我们说，“因为看了《少林寺》！”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冲动，每天我一大早起来就跑到对面的花园里，站桩，吊带，还学通背拳和女子防身术。
记忆中附中的男女性是不说话的，这是一幕最常见的情景：男生和女生面对面走来，就在见面的一霎那，头一低，像见了鬼一样的走过去。青春期压抑的变态，是因为对性的恐惧，还是对性的无知？
记得我跟男生走的最近的一次，是刚入学不久，附中的六个女生和六个男生结伴去了一趟长城。那是一个下雪的冬天，大家玩的真是太嗨了，直到最后一班回城的汽车要开了，大家还在磨磨蹭蹭的不肯走。
“我们在长城上过夜吧。”不知是谁在提议。
“太好了！”许多人呼应着。
“这么冷的天气，晚上怎么办？”有人问道。
“我们可以点篝火取暖，那有多浪漫。”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寻找各种理由，只想把那莫名其妙的兴奋再延长下去。还是班长周彬比较坚决，“必须得回去，你们不走，我走！明天还要上课呢！”
“上课有什么意思，明天还早呢。”
“你们发疯了！”周彬不顾大家的反对，一个人独自往长城脚下走去。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极不情愿地，拖着脚跟走下长城。
也许是无法言说的兴奋，从长城回来的第二天，这批同学在班上又凑在一起。他们掩饰不住地聊起昨天玩的情景，可这一切成了其它男生眼中极不舒服的焦点。
“你们看到没有，他们在干什么哦？”
“哈哈！给他们一大哄喔！”
……
刹那间，这批男生和女生背起了脸，突然停止了对话。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去长城的远游，却成了我在附中与男生在一起唯一的记忆。在以后的四年里，附中的男女生奇怪的；竟然都不说话了。
在一个“乱搞男女关系”被社会耻笑的年代，男女不说话或许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但也更加刺激了对那个“乱搞”的胡思乱想。
附中期间我修过一年的学，所以和79届和80届都同过学，80届的女生原先共4名，女生宿舍是一间长条的房间，有路青，喻红，吕越，王艺勤，后来加上我。路青当时就住在我下铺，记得她一有空闲，总是对着窗前那个小圆镜子看。那时候还不太懂化妆，可见到路青在她那张脸上摸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就是好看。她化了擦，擦了又化，就像在脸上画美人像。我经常在上铺默默地看着她好长时间，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路青，你真好看！”每当这时，她就会转过脸来问我，“真的吗？我好看吗？”那时候，女孩子不怎么化妆，路青的行为就像一束刺眼的光环，留存在我附中美好的记忆里。
文革后被保存下来的附中图书馆藏书，在入学后毫无保留的对外开放了。早晚自习，看课外书籍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还记得看《约翰.克里斯朵夫》，《邓肯传》，《安娜.卡列尼娜》时的兴奋，熄灯后还放不下，到床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当时主要是西方一些哲学书和世界名著的再版。说实在，那些哲学书，我不知甚解的读着，真正能看懂多少难说。反正当时文化课教室里，课桌上都高高低低叠放着不同的书，似乎书的高度显示每个人知识的高度。看到谁桌面上有一本没见过的书，想尽办法借或者去买。在萃聚的辩论中，如果谁能引用一段哲学家的术语，就显得特有底气。八十年代年轻人对知识的追求和炫耀，是那个年代的时尚。它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校园外面世界的渴望，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的向往。
聊了那么多在附中艺术之外的事儿，是不是觉得我不务正业。可正是这些经历，刺激着我青春期发育不良的神经和思维错乱的躯体，它潜在地影响着我的生命与艺术轨迹。年轻时的失落与茫然，让我不知不觉地走向自己当时还不太清楚的当代艺术，26岁的我就像一个复仇女神，冲动地拿起了枪，在一个历史转折的激流中被托起又淹没。常听人说人是有宿命的，可是我命中发生的事情却常常与我的本意相违，在这个大时代中，个人是非常渺小的，也许是遗传母亲山东人的倔强基因，每到关键时刻，性格中的不妥协，总是让我在社会中活得更加艰难，但是坚守着自己的意志，是我唯一能做到的。生活和艺术搅拌着我度过五十多个风风雨雨，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却还在疑惑这世间的阴阳与黑白。每当回忆起自己在附中的日子，总会伴着五味杂全滋味的翻滚。附中的教育，是封闭之下的单纯，就如同天国的纯净，它无法适应这世间的丑陋，其结果势必会走向极致。所庆幸的是，我还没有完全沉沦，生命的体验，在一次次拉锯中存活。用艺术表达我与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关系，无意中成全了我在行为艺术中的许多偶发之亮点。可它的开始、发生和发展，总会伴随着我与社会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或许就是我的宿命。
如今我住在北京郊外一个自己设计的斜屋里，与社会的距离感，让我能更加清醒自己的所在。每当无法言说的潜藏在我灵魂深处的兴奋点在脑中显现，每一个细胞在膨胀，每一个瞬间在延长，我屏住呼吸，静静地倾听和觉知，并沿着那个来自远方既熟悉又陌生的方向走去。
肖鲁
2017年11月3日于北京斜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