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肖鲁在杭州萧山机场
“发一些图文，想分享你的近况”。当悉尼朱雀画廊的罗曼发来这条微信时，我正准备启程从杭州去北京。于是匆匆回复她，“好的，马上就要去机场，回北京再做这个事儿！”
杭州萧山机场，比往日冷清了许多。口罩遮蔽露出的目光，是呆痴而焦虑不安的人群。独自一人坐在远离登机口的位子上，环顾四周熟悉的机场，一切宛如隔世的陌生。终于可以回北京不用隔离14天了！2020年1月14日从北京坐飞机抵达这个机场，到2020年6月3日从这里飞往北京，期间所经历的一幕幕情景，堵在胸口难以化解的愤怒与忧虑，任何文字和语言都无法表达的绝望，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去消化。世界次序从2020年开始改变，一切都停止，一切又重新开始。
广播GJ8887航班可以登机了，我急忙前往登机口。只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我过去查看，一位工作人员在高声的喊话，“去北京的旅客需要先扫上面这个二维码，填完信息后，再扫下面这个二维码，一切正常才可以登记。” 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填完所有信息后跳出一个绿码，这下心里踏实了。如果是其他颜色；比如黄色或红色，估计我是上不来飞机。
这一班飞机基本满座，只有最后两排座位是空着的，问服务员，“我可以坐最后几排空位吗？”她点点头，占最后倒数第二排三人座位的我，心理上多了几分安全感。到达北京T3航站楼已是晚上九点多，下飞机坐上摆渡车，机场跑道上漆黑一片的冷清。走进行李大厅，一个黄色的行李箱在远处孤独地呼唤我，说不出的惆怅涌上来，往日繁忙的候机大厅不见了。
回到“北京斜屋”，进门就闻到一股腐烂的霉酸味儿，打开灯，眼前植物倒了一大片，只有四棵绿植还坚挺的活下来。这个家已有近半年没回来，原先帮我做家务的小杨因疫情无法再用下去，眼下这一片狼藉只能靠自己去慢慢收拾。耷拉的眼皮子有点扛不住，倒在沙发上就着了！
第二天是2020年6月4日，一看微信就知道这个日子又有多少人过不去。开车叫上阿真去天安门，戒备森严的广场空无一人。心情压抑的；沿广场长安大街开了好几个来回，眼前总是浮现去年在香港的情景，无法释怀的心情，回望天安门城楼上的伟人像，想起崔健的一句话，“只要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他，中国就没有根本的改变。”
北京的天空比杭州要蓝的多，一棵桑树枝横在朝南的窗口，找人把它砍了。门前小院的无花果又活过一个冬天，竹子破土冒出好多新竹，枫树的红正蜕变成红绿色，只等秋天再次变红。望着眼前这茂盛的夏日，心中丝毫没有喜悦，时光仿佛还停留在我离开北京后的那个冬天。
进入庚子年的头一天，我在杭州满觉陇父母家，度过最恐慌和寒冷的一天。阳历2019年1月23日，农历已亥年腊月廿九，中国政府突然宣布 ：“武汉封城”了！就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头两天，“新冠病毒”传染病的消息才第一次在媒体上曝光，而且被告知有人传人的危险。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前提下，一个阖家团聚的春节，霎那间被无数未知的恐惧所笼罩。封城？！在我记忆里还没有出现过这个词，这该是多大的灾难降临！大年三十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依旧歌舞升平，而网上流传的一条视频，看得我舒然泪下。一位自称是公民记者的陈秋实，坐着最后一班高铁在大年三十赶到武汉。
“我是陈秋实，我在武汉，给你拜年了！”
杭州下满觉陇被封的街道
紧接着；不许出门呆在家里的口号传遍全国各地。封路，封村，封小区，所有能堵住人出行的方法都使出来。家里保姆一时回不了杭州，她家乡村口的路被石头完全封住。杭州满觉陇村口也被封住不让人出去，不让外人进来。眼下给父母做饭，成了我每天最主要的任务。傍晚在家附近散步，先后左右竟发现没有一个人，路灯熄灭了，偶尔听到几声狗叫，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惧。
疫情让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当出门被禁止时，一切都变得不可能。展览没有了，旅行没有了，朋友聚会没有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沟通渠道一下子缩小到一个小小的手机上。与朋友通电话，在网上订购，看手机微信朋友圈发的各种信息，手机真正成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就是这个手机，却被一张巨大的监控系统笼罩着。404；即删除某一文章的代号，这个被《时代周刊》登上封面的符号，是我每天都会遇到的威胁。Facebook和Google在国内是上不去的，翻墙在这里是一件高科技和高风险的活儿。朋友圈发的不同消息常常被404，而我转发在朋友圈的消息也常常遭遇到404。偶尔收到一些海外传来的消息都得马上看，可能一会儿就看不到了。此番情景让我常想起七、八十年代偷听“美国之音”的往事。记得那时买的一台带天线收音机，收听时还得朝不同方向转，声音时好时坏。时过境迁，如今美国又成了敌对势力，这“美国之音”也成了“敌台”。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科技与思想的不匹配。一方面全民拥有网络，一方面网络被全面监控。从2019年6月4日至今，我的微信被封号七次，从24小时到四天，从封号十天到永封，其原因是“该微信账号因涉嫌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被限制登陆”。这就是中国网民的处境。封号无外乎就是要控制言论，而自媒体的产生是无法阻止的趋势。在这次疫情中，一篇报道武汉医生艾芬的文章，一次次被删除又一次次以各种版本复活的奇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天我好开心，转发艾芬复活帖子的接龙，成了网民们不谋而合的一股力量。艾芬那句“老子到处说！”成为网民最爱说的一句话。你不让我说，我偏说！这是集权统治下不让人民说话的反作用力，是一场真正的网络示威大游行。
在这段日子里，心绪如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每天传来的消息，如同一部旷世的好莱坞大片片段。眼泪与愤怒交织，无语与绝望交织，超出常态的承受力是活着。作品《封》是这个阶段的记录。从去年六月四日我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第一次微信被封号，到香港二百多万人走上街头的“反送中”抗议，从庚子年前对李文亮医生的不公训诫，到疫情蔓延对武汉封城，各国相继的封城封国，只有短短的四个多月，截止到五月二十九日，全球确诊新冠病毒已经超过一千万，死亡超过五十万。而就在六月三十日，习近平签署49号主席令，出台《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自由人权法制的严重践踏，遭到了全球的众怒。集权与民主体制的大对抗集结号吹响了，而这一切；就是从对言论和疫情的封口开始。
在网上买一台咖啡机，每天下午给父母泡一杯咖啡。又买一台投影仪，每天晚上放一部电影给他们看，疫情使我难得与父母相处了这么长一段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汉娜.阿伦特《反对“平庸之恶》的书，常伴我左右。“平庸的恶”这个词，时常会提醒我去思考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对自由的深度思考，往往是因为身处不自由的境地。
做行为的经验告诉我，出乎意料的结果，会在非常态的失控中发生，而在失控中去把握最大可能的力量之源，往往会超出你预先的想象。因疫情正在发生的历史变革与逆转，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正如方方所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庚子年似乎什么都没做就半年过去了，而见证这段历史的震荡，是后脑的一阵阵发凉。
就在我结束文章的时候，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爆发了疫情，我被困在北京，哪儿也去不了。
肖鲁
2020年6月14日于北京斜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