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鲁198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修订稿）

装置作品《对话》的产生

     1988年冬，我¹作为浙江美术学院²油画系88届毕业班的一名学生，进入紧张的毕业创作阶段。当时的毕业班指导教师是郑胜天³、胡振宇⁴、汪诚一⁵。

     我最初提供给导师的草图是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从这个原初的构思发展到最后的装置作品《对话》，这其中与郑胜天老师和胡振宇老师的指导密不可分。这里尤其要提到郑胜天老师对我的指导，记得当时我向他提出想用铝合金电话亭材质去做这件作品时，他非常鼓励我，并建议那一对男女就直接用黑白照片去完成。

       当时油画系审稿时，对系里产生一件非油画性质的装置作品有异议，为了装置作品《对话》的可行性，任课老师和我商量，用一种折衷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画了一张题为《红墙》的西藏题材油画。

      在1988年油画系毕业展览上，油画作品《红墙》与装置作品《对话》同时展出。                              

      为了采用与当时现实中电话亭相同的铝合金材质，我与杭州市电讯局取得联系，希望他们予以一定的帮助，最后他们根据我图纸的要求，免费提供了铝合金电话亭的全部材料，并最后参与的电话亭的组装工作。

      作品《对话》的原始创意，源于个人情感的困惑。对情感生活的失落，使我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就像作品所显示的那样，一对男女正在打电话，但中间那悬挂的电话又在明显地告诉人们，对话的不畅通。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是作品《对话》产生的原始立意。

      作品组装完成之后，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系的宋建明⁶老师去看我的作品，他当时的感觉是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就这个“破”。我们谈到了用什么方法：既不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迹，这样，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谈到了用枪，但对可行性没有什么把握。

      宋建明老师走了，但这个“破”字和打枪的想法，却咬住了我的神经中枢，枪声的震撼力，积压于内心的情仇相撞，心口在撕裂，人被抛出了行为的规范，我在哪里？脚下坚实的地块松动了，人深深的陷了下去，掉进一个黑森森的地洞里，往下，一直往下。地狱的气息，一股冰冷的寒气，环绕在我的周围。

       我本能的拔出了枪，“砰！”的一声枪响！心为之一动，这个声音与我的心律吻合了。

       子弹冲出枪膛，大地一片宁静……

      出于内心的需要，我对用枪这个想法有一试的欲望。过了一段时间，我向浙江省射击队沙勇⁷提出借枪。1988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直接的，手机是没有的，电话也只有少数人拥有。沙勇借枪那天并没有通知我，事后才知道，他一时没找到我。后来见面提起，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

因此这个想法在1988年的毕业展览上未能实施，但却存留在我的意念中。

      毕业展览之后，作品《对话》在毕业展览之后，《美术》杂志封底和《新美术》扉页，都分别刊登了这件作品。

肖鲁（浙江美院本科毕业生） 对话（综合材料）240 x 90 x 5cm  指导教师：汪诚一  郑胜天  胡振宇  

此图片为1988年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88届毕业作品展（作品正面图）刊登于1988年《美术》杂志封底

肖鲁  对话  此图片为1988年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88届毕业作品展（作品侧面图）刊登于1988年《新美术》扉页

• “枪击事件”之前
  

      1989年1月，得知作品《对话》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我从所在单位上海油画雕塑院回到杭州安排托运作品之事，在杭州“方舟酒吧”偶遇唐宋⁸（之前我与唐宋并不熟识），我们在酒吧攀谈起来。

      我说自己有一件作品《对话》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唐宋说自己有三件名为《巢》的作品入选。

 1989年1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作品目录

第163个作者：肖鲁 《对话》装置

第12、12、14个作者：唐宋 《巢》（之一、之二、之三）综合材料

      我们各自谈到自己的作品，我对他讲起自己在1988年，曾经想打枪的想法，并提到北京有唐宋听了说道，“这个想法好啊！你敢不敢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去打一枪！”

      “这有什么不敢的。”我应声答道，“我北京有一个哥儿们李松松⁹，不知他是否可以借枪给我，这事到北京再说吧。”

      我与李松松的认识，是因为我去世的外公。我外公¹⁰和他爷爷¹¹是战友。1937年12月24日，我外公在山东天福山发起武装起义。1938年9月18日，这支起义部队与其他抗日联军整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山东游击第五支队”，我外公和松松的爷爷都在同一个支队。1941年冬，我外公不幸病故，我妈妈¹²成了烈士的遗孤，而松松的爷爷，对我母亲格外照顾。正是因为这个关系，当我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上学时，松松的爷爷对我也特别关心，我经常去他们家，渐渐的，我开始教他小孙子松松学画，那时候，他才七、八岁，记得他给我看过一把枪。后来知道这支枪是他奶奶的战利品。

      1989年2月，作品《对话》运至北京。我是浙江美术学院第一个到达的。在中国美术馆登记作品时，接待我的是殷双喜¹³。他当时是展览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负责有关展览的具体事务，如展品的收件登记，作者的报名等等。据他回忆，当时我参展报名时，是以“肖鲁”的名字登记了作品《对话》，并交付100元人民币的报名费。由于当时的托运费很贵，我问殷双喜能不能报销一些钱，他请示后，给我报了运输费。

      我布展那天，就作品地面T字行水泥砖一事找过殷双喜，他建议我到大街上去找找看，后来我果然找到一些现成的方形井字水泥砖，在布展时，它们都用上了。

      在北京期间，我去了一趟李松松家，离开他家时，他和我一起进城，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与李松松谈起借枪一事，他表示同意。

      唐宋到北京，我见到他，知道他没有带参展作品《巢》。我问过他为什么？

      记得他当时说，在杭州时，听到我打枪想法，突然觉得自己的作品没多大意思了，想到北京看看机会再说。他曾对我说过，想弄辆救护车到美术馆广场上去献血。

      我告诉他，自己借到了枪。

      布展那天，唐宋来到我的布展场地，他建议我作品后面放一块大红布，我同意试试看，与他一同去商店买了块红布。当时我的作品被安排在第一展厅的最后一个空间，唐宋帮我把那块红布挂在作品后面的背景上，大效果出来之后，我觉得背景的红布实在太难看，与我自己的感觉不对，不由分说地将它全部撤掉。

      唐宋很不悦，走了。

肖鲁在布展  左：余吉勇

      我独自按照自己的意图，安装完作品《对话》(展览时效果)。这时费大为¹⁴过来看作品，觉得效果不错，让我换到第一展厅的第一个展位空间。上海油画雕塑院的雕塑家余积荣（左）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帮我布置作品。（见图）

      一件作品的想法，到最后真正去实施完成，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而这一切的发生，最后的决定只有靠自己。因为这个“敢”字不是说出来的，是你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敢不敢去做的问题。如果没有内心的驱使，如果我自身没有这个勇气，任何人的怂恿都是没有用的。

      2月4日晚，我住在北京的三姥姥家。夜深了，已经是九点多钟，那一枪的打与不打，到现在还没最后决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黑暗中，我把自己给圈起来，心口在慢慢放大，那历尽沧桑的点点伤痕，把自己又一次引入生与死的魔罔，积压于内心的郁闷，一股压不住的气在体内涌动，恐惧；窒息的恐惧；我喘不过气来。我本能的拔出枪。

      “砰！”枪声响起，枪声带着复仇的子弹，把这天地间的一切恩怨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子弹冲出枪膛，大地一片宁静……

       1989年2月4日晚上十点多钟，在我三姥姥家，我终于最后下了这个打枪的决定，我给李松松拨通了那个借枪的电话。

“中国现代艺术展”现场

       1989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人的农历大年三十。中国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开幕日，选择这么一个除旧迎新的日子，想必该是图个喜庆吧！

      综观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是一个数子的极限，而当这个极限的年份到来时，将要发生什么，也许是一种“天意”。要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都会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这个历史的年轮上，演绎着一些无法说清楚的历史事件。

      1989年，在这个历史的年轮上，中国大地上又将会发生什么？“天、地、神、灵”，谁都无法预料。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心里揣着这么重要一个事儿，总觉得有些沉甸甸的。三姥姥为我准备了早餐，我胡乱扒了两口，穿上一件棕色尼大衣，急匆匆地出门了。坐上一辆公共汽车，来到位于五四大街上的中国美术馆。  

      美术馆广场上，五条印有红色“不许掉头”标志和白色“中国现代艺术展”字迹的巨大黑布条幅。中国现代艺术的首次大展，是以一个绝不妥协符号开始的。

      上午9点，中国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筹委会负责人高名潞¹⁵致开幕词。

      我在广场上没进去，我在等待李松松的到来。时间似乎过的非常慢，松松怎么还没来？在我的意识里，对他还是信任的，我相信他会来，相信他会把枪带来，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广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待变得有些焦虑。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大约十点半左右，松松的身影才在美术馆门口出现，不安的心绪落了地，我快步迎上前去。

      在美术馆展厅正门的西侧走廊上，松松把枪交给我，并教了一下我怎么用枪。之后，我把枪揣在怀里。

      枪到手了，不能就这么打完就完了，总得留下个影像。我想起刚才在广场上见到附中老同学居奕¹⁶，他正和一个人在广场上拍录像。对了！就去找他，我找到居奕，他说要去找一下温普林¹⁷，我们答应在作品前见面。

      录像的事搞定了，我还在迟疑什么？心里头总觉得自己这个行为，是不是应该向展览筹委会的什么人说一声，我这么想着，在展厅里四处张望起来，去找谁呢？ 

      视线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眼前一闪而过，是侯翰如¹⁸！前几天，通过浙江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万曼¹⁹的介绍，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印象中他好像是筹委会的什么人。对了，就去和他打个招呼，我在广场上找到他。

      据他的回忆，我在广场一侧找到他，我对他说道，“侯翰如，我跟你说一声，我有一个打枪的想法，一会儿我就要打了。”

      也许是他根本就没听清楚我的话，也许是他听见了而没有反应，“现在人太多，我正忙着呢，等会儿再说吧！”说完他就匆匆忙忙的上了美术馆台阶，往展厅里走去。

      我站在美术馆广场上，抬头望望天，北京的上空总是灰蒙蒙的沉重，少见的蓝天和白云，压抑和伤感交织在一起。枪声又一次在耳边响起；一股力量，冲开了压抑的阀门，对话的困惑又一次向我袭来。

      枪声响起，大地一片宁静……

      我什么都不想了，向美术馆展厅的台阶上走去。无意中的一个回头，唐宋的身影晃晃悠悠地出现在美术馆广场的入口处，只见他穿一身军大衣，戴一条红色的围巾，正从门口往里走来。他看到我，向我招手，我停住脚步，走到广场一侧，他走过来，我得意的向他亮了亮揣在怀里的真枪。之后，我们边说边聊的一起走进美术馆大厅，向右一拐，走向第一展厅《对话》的作品现场。

       试想一下，要是李松松早一点把枪带来，我早就打枪了，而唐宋的介入没有一点可能性。

       唐宋那天根本不知道我把枪带来。

作品前，居奕正在那里等候，一台摄像机正对作品架着，一个人守候在机器旁，居奕（右）见我到场，走过来和我搭话。唐宋（左）正站在我左边。

唐宋（左）走过来，指着地面说了些什么话。

居奕（右）和唐宋（左）凑在一起，他们在我面前互相说了些什么。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走向作品《对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低下了头，刹那间，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停止了，空气凝固了，我听到了心率的跳动声。枪声又一次在耳边响起，天堂和地狱，仇恨与困顿，胸口的窒息，最后一次冲击我的大脑神经，什么都不存在了……

我抬起了头，举起手中的枪，直视自己，枪口对准了自己。

顷刻之间，手指拌动了枪的板机，“砰”的一声枪响，我打了第一枪。 

唐宋的声音，“再来一枪！”  “碰！”我打了第二枪。

1989年2月5日上午11点10分，枪声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响起来了！

一甩头转过身，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决战，眼前的一切随着那枪声消失了，大地一片宁静……

我右手握着枪，唐宋（左）站在一边望着我。

我快步从左侧离开枪击现场，唐宋正好站在左边，我们一起离开了现场。枪击后的作品前，人们在凝神观望着……

枪击后的作品镜子上，留下的弹孔痕迹。

（以上照片，从温普林提供的原始录像上抓祯下来。）

• “枪击事件”
  

      枪声之后，引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唐宋被抓。

      我和唐宋从左侧展厅走向展览大厅，一个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一把将唐宋拿下，眼前这个场面，使我一阵惊慌，赶紧回过身去，把枪还给李松松，对他大声喊道：“松松，快把枪转移！赶快把枪转移！！”然后快步跑着躲进一个名为《天命指南》的黑盒子作品里，我感到要出事儿了。

      至于唐宋为什么被抓，我不能给予一个非常客观的影像事实证明，从温普林所提供的原始录像带看，没有唐宋被抓的镜头，只是我从左侧离开现场，而这时唐宋正好在左侧。因为当时的传言说；有一位公安便衣在现场看到我打枪，但仔细想来，这个传言不能成立。如果那位公安便衣真是在现场看见我打枪，按照常理，我举枪的一瞬间，公安便衣就会把我拿下，职业的本能也不可能眼看这种事情发生。应该是枪声引来公安注意，而这时他或许看到我与唐宋一起离开现场的情景，可能在那个抓唐宋的公安意识里，打枪应该是男人干的事，所以本能地先将他拿下。而据唐宋告诉我，他当时被抓之后，在美术馆没说一句话，所以导致被警察误抓带走的事实。

     《天命指南》的黑合子作品里黑乎乎的，只有一扇敞开的门，透着一束微光，一些人进进出出的。我呆在一个角落里，有人过来和我搭话。我说自己打了一枪，可能要出事了，希望把我护送出去。我不记得是那几个人来到我面前，从黑盒子里出来，将我簇拥着，一起走出了第一展厅，到大厅往右一拐，从美术馆后门出去，绕到美术馆广场上。我顺利的出了中国美术馆大门。

       来到大街上，穿过马路，我一头钻进一家“百花美术用品商店”。眼前还是那幕唐宋在大厅被抓的场面，透过商店巨大的玻璃窗，望着五四大街对面的中国美术馆，心情有些惶惶不安的。

唐宋被警察带走

      正在这时，我看见唐宋被警察押着，从美术馆台阶上走下来，他被押上一辆警车。

      唐宋被抓走了！第一个意识找人帮忙。我跑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一位自己认识的在某部门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正好他不在家。我若有所失的回到“百花美术用品商店”。 

      一阵“呜！呜！”的警笛声，呼啸而来的警车径直冲进中国美术馆，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完了！这下可闯下大祸了！ 

眼前的场面，已经完全不是唐宋被抓这么简单，而是整个中国美术馆在发生变化。美术馆门前一片混乱，入口处的大门被关闭，人们只出不进，里面的人流开始往外涌，警察和人群在广场上交织在一起。美术馆外的大街上，隔着一道栅栏，站满了往里观望的人群，里外连成了一片。

      我的思维好像断路了，被眼前这个突发事件给惊呆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慌了。

      我想打枪，仅仅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念想，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一枪会引发出这个结果。在我的意识里，要打枪，完全是那个折磨于自己的心魔在作怪。而眼前所发生的，这个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果关系，让当时才26岁的我，彻底地抓瞎了。

枪击后的中国美术馆入口

      我茫茫然的上了一辆能经过美术馆门口的公共汽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又从终点坐到起点。在我来回经过中国美术馆的途中，看到广场左边出现了四辆闪着警笛的军用吉普车和两辆面包车，从上面下来了一些带钢盔的防暴警察。人群从美术馆里面被赶出来，聚集在广场上。

      一些个体户，通过美术馆栅栏，向广场上的人群投递食物和饮料，人群中一片哗然。

      汽车启动了，眼前那一幕，似巨大的冲击波，使自己原本就有些慌乱的心，没有任何的依托。汽车在继续往前开，身心的分离，时空的错乱，剩下的只是一片空白。

枪击后的中国美术馆广场

      我不记得那天下午在汽车上坐了多少个来回，记忆中在汽车上度过的三个多小时，仅仅是一瞬之间。

      （以上照片由王友身提供）

      公共汽车又一次经过中国美术馆，广场上“不许掉头”的黑色展览标志横幅已经不见了，人们从广场上被赶到大街上，空旷的中国美术馆广场上，没有一个人影，一种无声的肃穆。

      就在我一个人躲在汽车上的同时，在杭州，我父亲²⁰接到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需要一张我的标准照片，用在将要颁发的全国通缉令上。他回家向对此事一无所知的母亲要照片。母亲翻开我的影集，一张又一张的仔细挑选。父亲在一旁看的极不耐烦，随手抓起一张照片，急匆匆的出门去了。

还没等这张通缉令在全国发出来，我就已经自首了。

      在不断逃离的状态中，枪声又一次把我唤醒，把我从一个遥远的天边，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中国美术馆所发生的一切与我有关，与我打的那一枪有关，而自己却像一个胆小鬼，躲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不敢去面对，这算个什么？我得去说清楚，我必须要去说清楚。意识带动我的脚步下了那辆公共汽车。

      我来到美术馆边上的小花园里，遇见我的大姨和大姨夫，还有李松松，他们都劝我进去自首。松松把我的一个照相机还给我，告诉我，里面有一卷他拍的我打枪的照片（后来这个照相机被公安没收了）。松松让我坐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美术馆门口的大街上。

我径直朝中国美术馆门口走去。

      是下午四点多钟，美术馆外的大街上站满了许多人，一块“《中国现代艺术展》因故暂停。” 的告示牌挂在美术馆的栅栏外面。后来知道这块牌子是栗宪庭²¹写的。

     我对守门的警卫说，“我是肖鲁，我要到里面去自首。”他把我轰了出来。好不容易下决心来自首，可到了门口，竟然不让我进去，急的我不知该怎么办是好。突然看到里面一个有点面熟的人，“侯翰如！”（这点我有点记不清楚，可能是别人），我大声的叫着。里面步话机把命令传到门口，看门的警卫放我进去了。

      一个人独自走过空无一人的美术馆广场，心里空荡荡的。走上美术馆台阶，在展厅的入口处，看见一些人正站在那里，他们看着我，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展览筹委会的人，我望着他们，想说些什么，但已经没有可能了。

      一大批警察涌向我，我被一名警察带进美术馆左侧的一间房间里。进了门，满屋的警察都望着我，一位身着便衣的中年男人走到我身旁，把我拉到一张沙发上，他坐在我旁边，和蔼的对我说道，“姑娘，我认识你爸爸，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只是随便聊聊，你别害怕。”这样的开场白，让我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但是望着满屋子的警察，我还是有些紧张，我凑上去对他说，“你能不能把这屋里的警察全都赶到外面去。”

       他摆摆手，“你们全都出去吧。”房间里顿时的空了。看来这个便衣是个不小的官儿。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打枪的情况，我做了回答。之后他说让我跟他走一趟。我和他走出房间，一起上了一辆停在广场上的小汽车。车子从美术馆门口驶出，到一个地方，我下了车，那位便衣没下来，汽车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掉头开走了。

      一名女警官把我带进一间不大的房间，搜身，按手印，拍照等等。

     这就叫进“局子”了，我在想，我必须接受这个处境，反正是自己要求进来的，一切就只能认了。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一位警官推门进来，我跟她上了一辆警车。

       夜幕中，车子驶进北京市东城区拘留所，我被带进一间不大的房间，一位中年男子正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后面，屋子正中摆放着一张方凳子。

警官开始对我审讯，一位年轻人在一旁低头记录，我随着警官的提问，一一作着回答。都是些与打枪有关的问题，具体的记不清楚，印象最深的是，审讯结束时，那位警官站起身，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我儿子现在正在学画，我真怕他将来学出来，也去干你这种事。姑娘，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学画怎么学出个打枪来。”我“噗吱”的笑出声来。

     他向一位站立在一旁的警察摆摆手，“把她带进去吧。” 我站起身，走出审讯室的门，心里头酸酸的滋味，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真的被关进“局子”了。

      一条长长的通道里，我在往前走着。走廊的另一头，一个人正从一扇门里走出来，使我一下子认出来；是唐宋！

      我们面对面的走着，在一个拐弯处，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唐宋望着我，我望着唐宋，他微笑地向我点了点头。就在那一瞬间，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一个简单的微笑，把我的紧张情绪融化了。

      一种浪漫情怀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被带进一间不大的女囚室，同屋有两位女犯。由于我被允许带东西进去，她们很吃惊，其中一位问我带钱进来没有，她想看看，我问她为什么要看钱，她说自己是犯了贪污罪进来的，很久没见到钱了，所以很想见钱。我给了她一些钱。

      那天是除夕之夜，拘留所晚上吃饺子。同囚室的两名女犯觉得我刚进来，没饿过，和我商量，能不能将我的那份饺子分给她们吃。在我刚点头表示同意之后，我那份饺子就被她们抢光了。她们说在里面从来没有吃饱过。

      1989年的大年三十之夜，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牢房里，一盏瓦数很低的黄灯泡在头顶上晃动着。两名女犯人在铺位上玩牌，我有些累了，一头钻进被子里。

      也不知是几点钟，我被人推醒，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来。牢房铁门上的小门洞被打开，看见一张老人的脸正从那扇小窗口往里面张望，我用手梳理了几下蓬松的头发，望着那扇小窗口，一张又一张老人的脸在我眼前过去，他们在说着什么，又对我指指点点的。我直愣愣的望着他们，就像被关在动物园里的一只动物，被隔窗观望着。

      印象最深的话，“姑娘，就是你打的枪，害的我们整个年都没过好。”

      事后我问看守，那些人是谁，她告诉我，全是些大官。

      那天晚上，我和同牢房的两名女犯人一起玩扑克牌，我们消磨着那一年最后的时光。

      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大年初三我和唐宋被释放了。

      关于我们被释放的原因，众说纷纭。作为我，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总之是这件事情捅的太大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所能决定的。1989年的国家整体开明形象，中国现代艺术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国内外各大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当然这件事也给许多人带来了麻烦，这一切的一切，我深深的表示歉意。

      当一个人走火入魔到了那个点的时候，该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了。

     由于需要有人在释放单上签字，我想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好朋友那东燕，我给她打电话，她来到拘留所，我和她紧紧的拥抱，她在一张单子上，签下了一个朋友的信任与关爱的名字。

       我、那东燕、唐宋三个人一起走出“北京市东城区拘留所”。那东燕说我们在里面一定没什么好吃的，请我和唐宋去一家餐馆吃了一顿。

      这是我和那东燕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听说她由于情感问题，自杀身亡了。这是我们中央美院附中同学中第一个，也是最早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但在我的记忆里，那东燕却永远的活着。

     2月10日，中国美术馆在经过四天半停展之后，那天重新开展，我和唐宋一起来到美术馆。在经过那一枪之后，美术馆的人流似乎比以往更多了。在门口，我们遇到一位展览筹委会的费大为，他笑着对我说道，“告诉你们，‘美国之音’当天晚上就广播了这条新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枪。当心点！记者们可要把你们给压扁了。”

      事后知道，世界上许多新闻机构：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都对此事做了报道。手头仅有的几份报刊；如：美国的“纽约时报” ²²华盛顿邮报” ²³，“时代周刊” ²⁴，日本的“美术手帖” ²⁵，香港的“亚洲周刊” ²⁶，这些媒体对这件作品的作者报道没有错误，没有一份报纸上有唐宋的名字。

      国内的报刊也争相报道此事，但它们大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所以一男一女被抓被放成了新闻的焦点。

      我和唐宋一起走进美术馆，一些记者拦住我问话，许多问题好像都集中在：你为什么要打这一枪？

      由于自己做这件作品的动机太个人化，而对所造成的后果没有心理准备，一下子要面对这么大的局面，思维好像卡住了。慌乱中的我，似乎在寻找什么救命稻草，唐宋看出了我的慌张。 

      高名潞在中国美术馆右侧的回廊里见到我们，他向我们走来，记得他当时建议我们，面对记者好好说说这件作品。

      高名潞和唐宋聊了一会儿，我站在一边没说话。

      我和唐宋继续在美术馆里到处逛，一些熟悉的人时不时的和我们打招呼。这时，栗宪庭见到我们，让我和唐宋晚上到他哪儿去坐坐。

      夜深了，我们来到《中国美术报》编辑部，栗宪庭非常热情的招呼我们，他看上去对这一枪的发生非常激动。他说当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是学国画的，和唐宋是同一专业，他们俩似乎一见如故。

      也许是几天来所经历的事情太多，我头痛的老毛病，偏偏在这个时候又犯了，栗宪庭安排我在隔壁房间睡觉。

      栗宪庭和唐宋谈了一夜。

肖鲁和唐宋在中央美院杨君宿舍，唐宋在侃侃而谈，肖鲁在低头不语。

      第二天一觉醒来，脑袋好像清醒了许多，栗宪庭已经不在了，只见唐宋还在酣睡，我叫醒他，说要去中央美术学院找居奕要录像带的拷贝盘，我们一起来到美院，在美院老师杨君的宿舍里，我们被一帮人缠住，大家都要和我们聊聊那一枪。我和唐宋坐在一张床上，面对那么多人，我的心又一次被什么东西给拌住了，嘴巴怎么也张不开，我低下了头。唐宋在一边侃侃而谈地说这件作品，什么政治、法律，计谋、策划等等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汇，使在场的人听的是津津乐道。我听着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话语，满脑子的羞辱，只想有个地洞钻进去，彻底地消失掉。在他那口若悬河的谈吐中，我似乎都忘了这件作品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

      在中国人眼里，情感是一个非常私密化的禁区，在全世界的媒体之下，我下意识的把自己给保护了起来，而这个时候，唐宋的“误抓”，唐宋的“解读”，在我当时来看，真是帮我解了围。

       一种时空与心理的错位，使这个还不太成熟的果子，被一种潜在的力量给彻底地曲解了。

       我彻底的失语了。

       天色已晚，我和唐宋想找个地方过夜。我找到附中老同学王友身²⁷，要借两间房间。记得他说，“干嘛要两间？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是一对，你还跟我装什么蒜？这里是在美术学院。”说着；他不由分说地给我一把钥匙。

      那天我们好了。

      第二天，唐宋提出要立即离开北京，我说高名潞不是希望我们留下来见记者，唐宋坚决不同意，说要写一份什么文字说明，我说自己脑子很乱，一时写不清楚，唐宋说帮我写，然后让我签名。我当时真是有点晕，也没仔细看，就随手签上“肖鲁”的名字。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将这份文字说明交给了高名潞。

     当天我和唐宋离开了北京。

     1989年11月，在《中国美术报》第11期上，刊登了栗宪庭一篇文章，题目是“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作者的署名是“唐宋、肖鲁”。这是那天晚上栗宪庭和唐宋在《中国美术报》编辑部谈话的结果。

     在栗宪庭的文章中写道：据作者透露，事件发生、经过和结果，大致与预计相去不远。这个所谓的作者显然说的是唐宋，因为那天晚上我不在场。

由于一些个人的情感原因，我对这个作者权的错误没有及时澄清。从此以后，这件作品就成了一件“肖鲁、唐宋”的合作作品。而作品的解说也只能被说成是一件唐宋策划的作品。

      直到2003年，我才说出一些为什么做这件作品的真正动机。

      2004年2月2日，我写了第一份“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并开始给高名潞和栗宪庭分别写了信。

      作为“枪击事件”的直接当事人，以上陈述是我亲身经历和与我自身相关的。由于牵涉到作者权的错误，所以我需要将事实澄清一下。

      我再重申一下，是作品引发了事件，而作品是从装置作品《对话》到打枪行为那一点为止，构成了作品。而事后一切事情，都是由这件作品而引起了。由于这个事件太大，牵扯到的人很多，唐宋只是事件中的一个角色。是一个突发事件之后，看见我的恐慌，投机做了这件作品的解说者，但他不是作者。

       我今天要争的不是作品的阐述问题，而是作者权的问题。

       历史是由许多偶然性促成的，但构成“枪击事件”的重要因素，是装置作品和打枪行为这两部分。而正是内心那个点推动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向最后举枪的一刻。

     如果说“枪击事件”的发生、经过和结果是被策划的，这可信吗？

注：介于对十五年前的记忆偏差，文中出现的具体对话，仅作参考。以图片史料和录像为证。

肖    鲁

2004年2月2日于杭州下满觉陇²⁸

2004年6月30日修改于北京呼家楼²⁹

2005年7月25日再次修改于北京呼家楼³⁰

2005年10月19日再次修改于北京呼家楼³¹

¹ 肖鲁，1979—1984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84—1988就读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住北京。

² 杭州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

³ 郑胜天，从美国考察回来，当时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现居住加拿大，为国际独立策展人。

⁴ 胡振宇，从比利时留学回来，当时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现居住杭州，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⁵ 汪诚一，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现居住杭州，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⁶ 宋建明，从法国留学回来，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老师。现居住杭州，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⁷ 沙勇，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沙志迪之子，当时为浙江省射击队队员。现居住杭州。

⁸ 唐宋，1985—1989就读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专业。父亲为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

⁹ 李松松，职业艺术家，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住北京。

¹⁰ 我外公，宋澄，1941年去世。

¹¹ 李松松爷爷，李耀文，当年任海军政委。现以离休，居住北京。

¹² 我妈妈，宋韧，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现以退休，居住于杭州。

¹³ 殷双喜，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现指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现居住北京。

¹⁴ 费大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现为独立国际策展人，居住于法国。

¹⁵ 高名潞，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展览筹委会负责人，当年《美术》杂志编辑。现为国际独立策展人，教授，执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美术史系，居住于美国。

¹⁶ 居奕，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学。现居住北京。

¹⁷ 温普林；当时正拍摄记录中国前卫艺术影片《大地震》，担任该片的导演。现居住于北京。

¹⁸ 侯翰如，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现为国际独立策展人，居住于法国。

¹⁹ 万曼（Maryn Varbanov），保加利亚人，后移居巴黎。1986年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万曼壁挂艺术研究所”所长，1989年在北京逝世。

²⁰ 我父亲，肖峰，1983-1996任杭州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现居住于杭州。

²¹ 栗宪庭，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当年为《中国美术报》编辑。现为国际独立策展人，居住于北京。

²²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Titil（题目）：“Police in China Close Art Show After Artist Shoots Her Work”，作者（Writer）：Daniel Southerland -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Monday，February 6，1989（1989年2月6日星期一），A3版。

²³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题目（Titil）：“China’s  Dada Shock”。Monday，February 13，1989（1989年2月13日星期一），B2版。

²⁴ “时代周刊”（“Time”），题目（Titil）：“Condoms，Eggs And Gunshots”，作者（Writer）：Edward M.Gomez.，Reported by Jaime A. FlorCruz/Beijing。March 6，1989（1989年3月6日），第44页。

²⁵ “美术手帖”（日本），题目：“From Peking”作者：蔡国强，第131页。

²⁶ “亚洲周刊”（香港），题目：“现代艺术展枪声下停停开开”，第24页。

²⁷ 王友身，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学，现居住北京。

²⁸ 2004年4月23日，刊登于“美术同盟”网站。

²⁹ 2004年10月，刊登于《艺术家茶座》总第二缉。山东人民出版社。

³⁰ 2005年5月，刊登于《天涯》杂志。海南省报刊发行局发行。

³¹ 2005年10月21日，刊登于“美术同盟”网站。